爱因斯坦的论述
你们问过我对于科学和战争的关系有什么感想。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只要人被有计划地训练来对人类犯罪，这样造成的心理状态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大灾难。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拒绝会有助于准备战争或者以战争为目的的任何行动
(《科学和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人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科学家和爱国主义》，《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6页。)
看到你们这一支以应用科学作为自己专业的青年人的兴旺队伍，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可以唱一首赞美诗，来颂扬应用科学已经取得的进步；并且无疑地，在你们自己的一生中，你们将把它更加推向前进。我所以能讲这样一些话，那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应用科学的时代和应用科学的家乡。但是我不想这样来谈。我倒想起一个娶了不称心的妻子的小伙子，当人家问他是否感到幸福时，他回答说：“如果要我说真心话，那我就不得不扯谎了。”
我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试设想，一个不很开化的印第安人，他的经验是否不如通常的文明人那样丰富和幸福？我想并不如此。一切文明国家的儿童都那么喜欢扮“印第安人”玩，这是值得深思的。
这样了不起的应用科学，它既节约了劳动，又使生活更加舒适，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坦率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正当地去使用它。
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
你们会以为在你们面前的这个老头子是在唱不吉利的反调。可是我这样做，目的无非向你们提一点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成为祸害——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72—73页。)
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象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
科学最突出的实际效果在于它使那些丰富生活的东西的发明成为可能，虽然这些东西同时也使生活复杂起来——比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和电灯、电报、无线电、汽车、飞机、炸药等等的发明。此外，还必须加上生物学和医药在保护生命方面的成就，特别是镇痛药的生产和贮藏食物的防腐方法。所有这些发明给予人类的最大实际利益，我看是在于它们使人从极端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这种体力劳动曾经是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宣称已经废除了苦役，那末我们就应当把它归功于科学的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已使人类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人类的继续生存有赖于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这是创立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传统的问题，要是没有这种制度和传统，新的工具就无可避免地要带来最不幸的灾难。
(《科学和社会》，《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35页。)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59页。)阁下：
我从费米(E.Fermi)和西拉德(L.Szilard)的手稿里，知道了他们的最近工作，使我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铀元素会变成一种重要的新能源。这一情况的某些方面似乎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如有必要，政府方面还应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我相信我有责任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最近四个月来，通过约里奥(Joliot)在法国的工作以及费米和西拉德在美国的工作，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象镭一样的元素。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件事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做到。
这种新现象也可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只要一个这种类型的炸弹，用船运出去，并且使之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会把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一起毁掉。但是要在空中运送这种炸弹，很可能会太重。
美国只有一些数量不多而品位很低的铀矿。加拿大和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很好的铀矿，而最重要的铀资源是在比利时属地刚果。
鉴于这种情况，您会认为在政府同那批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您把这任务委托给一个您信得过的人，他不妨以非官方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的任务可以有以下几方面：
a)联系政府各部，经常告诉它们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并且提出政府行动的建议，特别要注意为美国取得铀矿供应的问题。
b)设法加速实验工作。目前实验工作是在大学实验室的预算限度之内进行的。如果需要这项资金，可通过他同那些愿意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的私人进行接触，或者还可以由取得那些具有必要装备的工厂实验室的合作来解决。
我了解到德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出售由它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出产的铀。它之所以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只要从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VonWeizsacker)参加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这一事实，也许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个研究所目前正在重复着美国关于铀的某些工作。
您的诚实的
A.爱因斯坦
1939年8月2日
(《为原子能问题给罗斯福**的信》，《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77页。)
爱因斯坦教授不是一个住在象牙之塔里的科学家。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空间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气候中，而这种气候是受他工作所在的那个国土所制约的。对他来说，那个国土就是他居住了十三年的美国。在开始讨论理论问题之前，他详细地谈到今天科学在美国和全世界的任务。
……
我们的谈话转向科学的实际后果，在这里，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看到科学被用于破坏而表示深切的遗憾。他批评在作战技术上的一切重大发明都是为着进攻而不是为着防御，对于我提的问题：原子蜕变究竟会不会在不久就能为战争释放出巨大的原子能，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回答说：“不幸，这样一种可能性完全不是空想。当军事技术能够运用核原子能时，那就不会一栋栋房屋或者一片片房屋在几秒钟里被毁——面将是整个城市被毁。”
(《关于哲学和科学问题的谈话(报道)——1945年1月同A.施特恩的谈话》，《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80－381页)
问：您觉得为我们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在道义上应当对原子弹所造成的破坏负责吗：
答：不。物理学的进步使科学发现有可能用到技术和军事目的上去，这的确产生巨大的危险。可是，与其说责任是在那些对科学进步有贡献的人，还不如说是在那些使用这些新发现的人——与其说在于科学家，不如说在于政治家!
(《答<且尼记录>问，《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263页。)
我是一个虔诚的entschiedener)和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说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除非碰到了一个实质上以消灭生命为目的的敌人。我始终谴责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可是，要阻止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我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这个决定，我没有什么责任，正象你对于日本人在朝鲜和中国的所作所为不负什么责任一样。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会赞成对德国人使用原子弹。我的确相信，我们必须防止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万一会单独占有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在当时，这是真正的危险。
我不仅反对同俄国打仗，也反对一切战争一—但带有上述的保留。
(《我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给日本原正瑛的两封信》，《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12—313页。)
你们问我，对于你们那些有关美国科学家处境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不想去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想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不愿做美国科学家，宁愿做管子工或小贩——答<记者>杂志问《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25页)
贝尔纳的论述
我们已经谈过科学在两个方面的应用：用于直接满足人类需要以及用于生产事业的生产过程，借以满足现代社会的人类需要。这些虽然都是科学的最直接的用途，却并不是科学在社会中仅有用途。……科学还有第三个而且是更重要的功能。它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起初是技术变革、不自觉的和直接的动力了。迄今人们对于科学的这种进一步的作用没有什么认识；人们要满足的需要要末是对食物和住房的基本生理需要，要末是通过财富的积累而在社会上取得权力和声望的比较间接的需要。科学就是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成长的，不过随着它的成长，人们就更加理解它的功能了。科学已经不再是怎样千方百计满足支配科学的人们的上述欲望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论述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已经初露端倪了。那就是，要把全体人类保持在身体健康而又有效率的水平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一旦达到了这个起码标准，我们又怎样才能利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大潜力呢？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要解决它们，首先就要大大扩大科学的领域。不论有多少物理学和生物学知识都不够用。解决问题的障碍不再主要是来自物理学或者生物学领域了：阻力来自社会。要应付社会阻力，首先必须了解社会。可是假如不在同时去改革社会，就不可能对社会有科学的了解。
(《科学的社会功能》，第511－512页。)
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
……
可以防止的祸害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具体祸害——饥饿、疾病、奴役和战争。在以前时代中，人们把这些祸害看作是天然的现象或者看作是凶神的降祸，而现在所以继续发生这些祸害完全是因为我们陷入过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罗网中。再也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不能吃饱，……。今日世上的大部分疾病是直接或间接由于缺乏食物和良好生活条件所引起的。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可以消除的祸害。只有在把这些祸害从地球上消灭了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感到，科学已经被很好地应用于人类生活了。
不过这仅不过是开端。我们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有一些祸害。诸如疾病或者从事任何不愉快的工作的必要性等等，看上去似乎无法消除，但只要发起一个认真的、有充分经费的科学运动，努力发现上述祸害的原因并予以消除，都是可以加以解决的。让一些对人类有潜在价值的研究工作得不到资助，差不多就等于让人类饿死。
发现需要、满足需要不过这些都只是科学应用的消极的方面。尽可能消除目前的祸害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期望创造出新的美好的事物，更美好的、更积极的和更和谐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科学由于能够向前看并且能够同时理解一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理应能够更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个人和社会愿望的现实的成分、什么是其幻想的成分。科学可以既通过说明某些人类目的的虚假和不可能、又通过满足其他人类的目的，而带来力量和人类的解放。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领域中去。
(同上，第545—546页。)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
(同上，第550-551页。)
科学可作为(1.1)一种建制；(1.2)一种方法；(1.3)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1.4)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1.5)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
(《历史上的科学》，第6页。)
原子弹的教训在向来所不能置信的短短三年之内，一种科学发见专为战事而生产，其最高事例就是生产了原子弹。作为科学的和工业的企业而言，这桩发展表明人类全史中最集中的，而且在绝对数字上，最巨大的科学性的技术努力。事实上，花在原子计划上的款项，约五万万镑，比起有史以来，在全部科学研究和发展上所曾花费的，还要多得多。
另一方面，利用科学时，在任何合理制度之下，原子裂变当属最集中力量的发展中心，导致把它用于产生动力，以及反应堆的各种产物所能施用的其他用途(431页起)。
如我们大家所知，实际上原子裂变却是发展了来供另一用途，即是生产一种炸弹，滥杀广岛的六万人，和长崎的三万九千人。这个举动并无军事上的理由。即使在官方出的太平洋战争报告里，我们谈到这样一段：
……以所有事实的详细调查为根据，以有关的幸免于难的日本领导人的陈述为佐证，调查团的意见是：即使原子弹没有投下，……肯定地，在1945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日本也会投降的。
正是由于原子弹的存在，由于美国威胁用它来对抗它的前同盟国，由于间谍和保守无所谓秘密的可悲闹剧，就使得各国互相仇恨，更散播恐怖和绝望情绪到全世界，这比任何其他科学产品所起的影响更厉害。在美国，由于知道苏联也发展了一种原子弹，就加强了猜疑，而罗森保(Rosenbergs)夫妇便成为牺牲者，与这对抗的一着棋并非协议禁用所有的原子武器，反而是赶快去发展更可怕得多的氢弹(464页起)。奥本海末(Oppenheimer)失势的真因就是由于他反对这种政策。从开头起，原子弹的各项发展就对科学、经济和政治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势力已使得研究转上一条完全不平衡的道路，而向着原子核的研究走去。
此后的全部历史，就是对废止原子弹以及控制原子能的纠缠不清而且至今尚无结论的讨论，它揭露出物理科学在国际政治上所居的前所未有的关键性地位。
(同上，第461-462页。)
然而科学不只是在物质方式这一条路上影响了社会。科学诸观念已经深重地影响了所有其他人类思想和动作，哲学的和政治的，乃至宗教的和艺术的。在这方面，这些影响甚至比在物质平面上的更复杂些。科学观念并不是实验方法的逻辑的单纯产物；这些观念首先是来自以前各时代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但是通过科学实验的试测而有所转变，并且常常仅是小部分转变过的一些观念。
(同上，第685页。)
更重要的事实却是科学近来就象技术经常那样，正在变为社会的各种生产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上，第694页。)
正是通过科学，而且只有通过科学，才能实行改变社会成为没有剥削的社会。在阶级统治的各个社会的长期支配中，可资取用的技术尚未提高到足以供应比过活所需再高多少的生产余裕，而这多出的一点却被统治阶级所侵吞。到现在，亏得科学，我们能让这余裕大到象我们1所希望的那样，不过，直要等到科学能被人自由运用，而且不为卑鄙和毁灭目的所歪曲，悲痛和危难将仍旧是人类的命运。在所有已往的历次阶级斗争里，不过是此一阶级代替了彼一阶级，而剥削仍以不同形式继续下来。在从资本主义经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中，上面所说的那种必然性将终于消失，而生产将丰足到完全不再需要无产者们或农奴们。但科学将仍有需要，不过这时不限于少数专家们，而成为全民生活的一部分。
(同上，第723页。)
坂田昌一的论述
随着进入本世纪，科学和产业的关系急速地变得紧密起来了，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社会革命等等，科学终于受到产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资助，作为重要的社会体制而确立起来了。属于大企业以及政府的研究所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建立，作为研究机关的大学的规模也显著地扩大了。那种依靠天才的个人活动的旧的研究形式告终了，发展起了依靠大多数科学者的组织性合作的集团研究形式。科学工作者的人数急剧地增加，在本世纪初，在全世界科学工作者不过才数万人，而现在(1956年)据说美国就有76万人、苏联89万人、西欧12万5千人。再又，在实验设备方面，同步加速器(Synchrotron)、原子反应堆等象这类所见到的那样，极其高额费用的且巨大的装置出现了。这样，现代科学已扩展到与上世纪所不能比较那种程度，且其结果是不仅仅研究效率提高、科学的进步加速，而且造成了没有多数人的协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学问出来这样一种局面。
在科学的社会关系方面发生这样一种显著变化的原因是：其一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其二是地球上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各国，由于大企业联合起来形成了托拉斯或卡特尔(Kartell)这类垄断形式，科学的大规模组织化成为可能；乍一看，即使是不能马上发挥效用的纯粹科学研究，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产生出较大的利润。这种事实本身是上述变化的证明。科学逐渐变成了投资的对象正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在这之后，垄断资本在全世界煽动战争，变成了向政府贩卖军需品而贪图巨额利润的制造死亡的商人。伴随着这点，科学研究也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新武器的开发上。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经政府之手科学的军事化得到强有力的推进。另一方面，在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从一开始就成为国家计划的中核，不限于军事科学，所有的科学都在国家的支持下，作为造福于人民的机构而成强有力的组织化了。从而，在今天，科学在任何国家都作为得到政府支持的重要的社会机构而发展着。
在科学依靠个人的财力或慈善家的捐赠而维持的时代中，学问的进步虽然不怎么快，但是几乎没有发生过从外部决定研究工作方向的情况，以大学为中心的学问的自由研究作为伟大的传统被确立起来了。可是，进入本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走上了军事化的艰途，不仅科学的发展成了显著的畸形，有时或者象纳粹在德国所进行的野蛮行为一样，发生了对科学的惊人的破坏和歪曲；或者象最近的美国原子科学那样深锁于军事秘密的大门之中，处于军事的监视之下，学问的自由研究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发展只有当它与垄断资本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得到援助，在其他的情况下则完全无视，或者被抹杀。科学者早已不是自由的职业，变成了不过是政府或者垄断资本的佣人了。科学的成果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同科学者的意图没有关系，而是仅仅由政府或垄断资本的意志所决定。科学工作者们一方面为军事科学所带来的可怕结果而战栗，对此感到深刻的道德性责任；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大规模扩张的军事研究不得不仍然依附于政府或垄断资本，他们为处于这种深刻的矛盾之中而苦恼着。同这种矛盾对证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科学者清醒地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为了尽到社会责任而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产生了科学者组织，是显示着科学工作者成长的值得注意的事。
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各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科学的发展计划，作为国家计划的基础，科学工作者亲自参与了并慎重制订着这类计划，并且促进科学按它固有的规律发展，为了发展工农业，把它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不过是作为客厅里装饰物那样存在的科学学会，在社会主义诸国却是作为制订和实行研究计划的中枢机关而发挥着其机能，在这些学会之下集中了很多的研究所。19 世纪的学问的好传统、科学研究的自由，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抛弃掉，作为黑格尔所说的必然性的洞察，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被实现，且更加增加其光辉。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正要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世代。
(《科学者(一九五七)》，《坂田昌—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07-109页。)
玻尔，同爱因斯坦，都是指导本世纪的理论物理学大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如果追根朔源原子能解放的话，可以说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和玻尔的量子论的成果，而正因为这一点，玻尔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从事于对从德国亡命出来的犹太科学家的救济工作，因此，当丹麦被德军占领时他不得不趁黑夜乘上小船逃到瑞典，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一直居住在美国，参加了原子能的研究工作，自己的祖国一解放，就返回哥本哈根，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安静的一室中，为原子能带来的人类新危机而操心着。
他强烈地要求实现开放的世界，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对于创造世界的和平，对于发展科学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曾以玻尔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就是从世界各国来追随他而聚集起来的科学者们，可说是在国际性规模的自由讨论和组织性的协力中产生出来的成果。这些科学家们所喜爱的称之为哥本哈根精神，就是当时洋溢在玻尔周围的气氛。现代科学如果不是在这样一种气氛环境中是不可能造就出的。尤其是在战后，由于分裂原子核和发现基本粒子的实验设备惊人的巨大化，越发提高了科学中的国际间协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如此，在欧洲，为了建造可与美国的Cosmontron Bevatron等相匹敌的巨大加速器，13个国家联合起来，构成了欧洲原子能研究协议会(CERN)，在日内瓦设立了国际研究所。另外，最近在苏联的莫斯科郊外建立了以百万电子伏特级的、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Synchro－fazotron为主的国际原子核共同研究所，为世界科学者所开放。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正当科学的国际协作已经为学问发展的固有规律性要求开始的时候，在称之为科学最发达的美国，与这种潮流反其道而行之的妖气却弥漫于原子核物理学的周围。原子核物理学的知识却作为机密资料而牢牢地掌握着，出现了通过身份调查、进行忠诚宣誓这种“过筛”所挑选出来的人们，才能接近这些资料的情况。在AEC工作的科学家们，连在自己头脑中所浮现出来的新的想法也作为Bon－Secret(天生的机密)而不能发表出来。看到这样一种状态，玻尔感到义愤填膺是理所当然的。
……
在芝加哥大学，最初的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就第一次看到原子能发电的可能性，那是1942年的事。在那之后11年间，这个问题一直被束之高阁，其原因在于；第一方面，是以原子武器的制造作为首位的美国实力政策的必然结果；第二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经济体制中并不需要在美国国内开发新的能源。
……在原子武器方面，苏联的发展，必须看作是与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极大进步相并行大幅度进步。实际上，这种预想，在1954年6月，由苏联最初的原子能发电所开始运行这事得到证实。
(同上，第130－132页。)
科学和社会主义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为了让科学的创造性全面开花，那就必须使科学保持着具有相对独立发展规律的体系，创造一个使科学成果无条件地为人类造福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发展规划是作为国家计划的一个环节而制订出来的；而且，为了促进科学能独立成长，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成果来发展工农业生产，这种规划的制订全是由科学家们亲自讨论、慎重拟订的。例如，目前在中国正在执行的科学12年规划，作为永远保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条件而制订了规划，它的成果正受到普遍的注视。
……
现在，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到自然和社会的偏见必须消除。必须以能够广泛而深入地洞察自然和社会的整个领域的世界观作背景，创造出一个和科学时代相称的社会制度来，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当这种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国创立时，科学才能以它无法估量的巨大潜在力为人类幸福开放出绚丽的花朵。而只有在此时，和平逻辑才无疑会在人类历史中作为持久的东西而固定下来。
(《现代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一九六三)》，《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187—188页。)
钱学森的论述
(三)为了制定对策而应研究的问题
现在在研究对策的时候，大家谈新的技术革命比较多。但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可能出现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因为三者都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新的科学革命将大大开拓我们的眼界，给我们新的力量。至于产业革命问题，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来说，还要“补课”，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一次产业革命的课。我想我们过去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时候，只注意列宁对帝国主义反动本质批判的一方面，而对帝国主义生产体系中所代表的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一面则注意不够。一说帝国主义，就认为它的一切都是腐朽的，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吸取的。我们要从发达国家吸取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法，构筑起现代化大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现代化大生产的经济结构。这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生产工厂，而是一个全国的生产体系，而且是个开放的体系，而向全世界的。再看看我们现在却是“一家一户”，“部门所有制”，“一家一个小社会”，“大锅饭”，流通落后，金融事业落后。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候，它的生产体系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也经历了一次飞跃，我们要补上这一课。人类社会中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我们还没有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