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而广泛的展开，大量新兴技术及新兴产业的出现与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纷纷评述这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于是各种关于这次新技术革命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有人用过去的所谓“长波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去解释当前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还有人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后工业社会论”、“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信息经济”等等。典型的代表人物有熊彼特、罗斯托、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等。在分析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时，对他们的学说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
康德拉季耶夫是苏联早期经济学家，曾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后来任苏联市场研究所所长，参与过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1930年因工业党案及组织劳动农民党等活动被捕。他的经济理论在苏联曾受到批判。
康德拉季耶夫的主要理论著作是1928年出版的《大经济循环》，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大循环理论，这一理论当时并没有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后来逐渐对西方经济学界发生很大的影响。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大循环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每一次大循环都有上升(繁荣)和下降(衰退)两个阶段，即资本的饥荒期和资本的饱和期。前一个时期表现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投资和资本输出增加，贷款利率提高，新兴产业建设的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就业人数增加，长期失业者消失。随着对资本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二个时期，表现为投资减少、贷款利率降低、新兴产业建设放慢以至停止、失业人数增加。每个周期约为五十年左右，故称为“长波”。国际上也有称之为“康氏波”的。弗里德曼等人根据这种理论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历了三次周期；即三次大循环：
(1)从十八世纪末到1847年的危机，这个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手工制造或工场制造的蒸汽机逐步推广到一切工业部门和工业国家。
(2)从1847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其特征是机器制造的蒸汽机成为主要的动力机，并得到普及。
(3)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特征是电动机和内燃机在一切工业部门中的普遍应用。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了第四个周期，其特征是由电子仪器控制机器和逐步使用核能。
这种经济增长一衰退周期，称为“长波”，在五十年左右的周期中，一般说头十五年是衰退期；接着二十年是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发展快，显示出一派兴旺景象；其后十年是过度建设期，过度建设的结果，是五至十年的混乱期，从而导致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现。
康德拉季耶夫的大循环理论，把资本的价值构成和技术构成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技术的更新与固定资本的更新有密切关系，它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论证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个特征，有无近似或背离之处，请大家研究。仅就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有人批评他只考虑到信贷资本和新技术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利润率的作用，但他提到的在繁荣时期资本投入新兴产业问题，涉及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宏观分析的若干基本要素，还是值得人们研究的。另外，他的大循环期的划分，与实际的历史进程也有一定程度的吻合，这是偶然性的巧合呢？还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也值得研究。
(二)熊彼特的“经济周期”论。
约瑟夫·阿洛伊·熊彼特是美籍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庸俗经济学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分子和右翼社会党人有过密切关系。这些经历构成了他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重要渊源。其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等。
熊彼特是以提出“创新理论”而闻名的。这个理论是他在三十年代以前提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等著作中加以发挥。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合等。“经济发展”就是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从“创新理论”出发，他又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他综合了前人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周期：第一种是长周期，又称“长波理论”，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周期历时五十年左右；第二种是中周期，称为中波，又称“尤格拉周期”，以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第三种是所谓短周期，约四十个月左右，称为短波，又称“基钦周期”。其中“长波”是由苏联的康德拉季耶夫在1928年正式提出的，“中波”是法国的尤格拉在1860年提出的，“短波”是美国的基钦在1923年提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熊彼特以他的“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认为资本主义每一次经济衰退，正标志着另一次经济繁荣，并且提出了解救经济危机的所谓“就业补偿论”。他用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的变化来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剥削关系，他的全部理论建立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充分表明了他企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粉饰辩护的立场。正因为这样，他的学说，受到西方国家当权者的赞赏。但是应当承认，熊彼特在战后的这次科技革命到来之前，就已经把由于技术发展所引起的“创新”，以及由“创新”引起的社会生产过程、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的变化加以论述，这是有一定见地的。他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其学说在西方的影响依然很大，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熊彼特的学说和二十世纪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比，他无疑是把技术进步视作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并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人。最近几年，熊彼特在西方又被人们再次重视起来，这个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
(三)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是著名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任过一系列要职。他的著作很多，其代表作是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
在这本书中，他步历史学派的后尘，提出了所谓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他把社会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
1.“传统社会阶段”。这一社会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以牛顿前后的科学技术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把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勾销，牛顿学说的出现成了历史分水岭的标志。
2.“准备起飞阶段”，他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工业、交通、商业为主的社会。
3.“起飞阶段”即经济由落后阶段向先进阶段的起飞。起飞必备三个条件：(1)生产性投资率提高，由占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2)某一个或若干个制造业部门必须有更多的发展，并且有很高的增长率。(3)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足以推动国内外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经济成长初期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为后进转入持续成长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如下：英国1783 －18今年，法国1830－1860年，美国1843—1860年，德国1850—1873年，日本1878—1900年。
4.“向成熟推进阶段”。这是指一个社会已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工业向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逐步代替旧的主导部门。它不仅取决于技术，也取决于自然资源、起飞阶段的力量、政府的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入成熟的时期：英国为1850年、美国为1900年，德国为1910年，日本为1940年，起飞到成熟约六十年。
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主导部门转到耐用消费品方面，廉价汽车对社会生活和期望造成非常具有革命性影响。他认为群众高额消费对美国经济的推动力到1956年已到极限。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美国是第一个进入这个阶段的国家，它遇到一系列的问题：环境污染、交通拥塞、市政设施落后、贫民区的存在、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特别是黑人家庭对社会不的满、一部分高收入家庭的青年对高额消费带来的生活方式的不满等等。他认为这一阶段经济主导部门从耐用消费品转到服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这些部门叫做“生活质量部门”。它们不生产物质产品而是提供劳务。人们追求的不是物质享受而是精神享受。随着这个阶段的到来，上述问题将逐步解决。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他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志，有时是“科学技术水平”、有时是“消费水平”，有时是“服务质量”，而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而社会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关系，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离开这一根本原则，就不可能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出正确的划分。他的代表作《经济成长的阶段》的副标题就是以《非共产党宣言》命名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四)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
美国社会学家凡尼尔·贝尔在1973年写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一书，书中首次提出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贝尔的书出版后，受到一些研究未来问题的社会学家的注意，并开展了一些讨论。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各种职业中将占主要部分；将出现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新工业；大学、研究机构、保健等“服务业”也将大大增加。他归纳了“后工业社会”的以下五个特征：
1.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
2.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企业主转变为科学技术研究人员；
3.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根据；
4.未来的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占有重要地位；
5.制定各项政策需通过“智能技术”。总之，在后工业社会里，“理论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已成为革新与变革的直接力量。
毫无疑问，凡尼尔·贝尔的论点有明显的片面性，他同其他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一样，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社会由于科技革命的作用引起的一些重大变化加以理论分析的学者。
(五)托夫勒及其“第三次浪潮”论。
阿尔温·托夫勒是个记者出身的美国社会学家，曾任《幸福》杂志副主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等处讲过学。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未来的震荡》，论述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引起了美国思想界的重视。1980年，他又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不仅进一步论述了未来的发展，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观点，畅销一时，一度成为人们谈论的题目。
托夫勒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他名之为“第三次浪潮文明”。根据他的分期，人类迄今已经历了两次浪潮的文明，第一次发生在八千到一万年前，是“农业革命”，人类从原始野蛮的渔猎时代进入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第二次发生在二百多年前，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得到极大的的发展，但破坏了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上一切都趋向商品化，还带来了通货膨胀、失业、帝国主义战争等弊端。因此，第二次浪潮已处于“严重危机中”，现在正面临着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或“知识革命”。
“第三次浪潮”是以电子工业、遗传工程等新兴工业为基础，主要特点是多样化、个人化和小型化。在第二次浪潮的社会中，强调的是一致性，然而第三次浪潮却恰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群体被分割成为小块，这是在增加多样性的基础上的更高级的组织结构。再如能源已由集中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发展为风力、地热、核聚变能、太阳能、氢能等，一致化的能源结构变成了多样化的能源结构。在第三次浪潮中，工厂也从大批量生产同样的产品，发展为小批量生产，一致化的生产变成了多样化生产。最先进的工厂向小型化发展，不再需要集中在城市。过去人们认为工作效率最高的地方是工厂、办公室，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到来，许多人的工作从工厂回到自己家里。目前美国有50—70%的工人，他们接触的是纸、打字机、电话、计算机；他们创造的是字、符号、思想，而不是产品，而生产符号、字这样的工作是可能在家里进行的。美国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下降到2.6%，美国真正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数目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变成了白领工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
托夫勒列举了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论点的。
象贝尔一样，托夫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但是他探讨人类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深入进行所面临的变革，却值得我们注意研究。
(六)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论。
随着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于1980年出版之后，约翰·奈斯比特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这本书不仅在美国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而且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
奈斯比特是美国《趋势报告》季刊的发行人，在约翰逊**任内曾在白宫任职。
在《大趋势》一书中，奈斯比特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蜕变之中，目前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他把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归纳成十个发展方向：
1.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
2.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转变；
3.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的转变；
4.从短斯考虑向长期考虑的转变；
5.从集中向分散的转变；
6.从向组织机构求助向自助的转变；
7.从代议民主制向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
8.从等级制度向网络组织的转变；
9.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向多种选择的转变。
其中最根本的变化是工业社会已变成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为：
(1)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人们没有资本难以参加经济活动。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只要拥有信息，人们即可参加经济活动。目前美国的企业的数字在猛增，五十年代美国每年增加的新企业约9.3万个，而目前每年约增加60万个。新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工作机会，1969—1976年的七年中，美国劳动大军增加了900万人，其中有600万人是由于小企业增加就业的结果，300万人进入了州和地方政府工作。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性因素。
(2)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在当前美国国外市场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不少美国公司却在大量出售其工业技术专业知识和管理技术。
(3)人们注意和关心的是将来。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向过去看，农民根据过去的经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工业社会里人们的一般倾向是注意现在。在信息社会里，人们注意的是将来。
(4)信息社会是诉讼密集社会，由于相互交往大大增加，有些关系将恶化，诉讼案件将会增多。
在信息社会，直接接触产品的人少了，产量却提高了。奈斯比特强调了信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是他说：信息将代替资本，人们只要拥有信息就可以参加经济活动，这就需要考虑了。
(七)约翰·霍肯的“信息经济”论。
约翰·霍肯是美国企业家，他于1983年写了一本《下一个经济》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物质经济是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它以大规模使用和消耗原料、资源和能源为基础，其特征是机械化。而“信息经济”则是减少产品和劳务中的物质消耗，提高其中的智能和信息比重的经济，工业化时期的机械化，延伸了人类的肌肉；而现在的微电子技术则把人类的智力加以延伸。人造卫星、超小型汽车、拖拉机等都由于采用微电子技术而减少了体积，增加了智能，变得更为有用；同时节约了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降低了成本，这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注意研究。但是，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是否只靠信息，不要物质就能够生活呢？这是需要讨论的。
从上述各种论点来看，除了康德拉季耶夫以外，从熊彼特、罗斯托到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霍肯，都是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这是值得注意的。我想，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矛盾在他们那里也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不能不是在美国产生这样一批学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他们及其他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些理论和类似理论，我们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剖析，在揭示其资产阶级本质的前提下，取其合乎科学的东西。综观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理论，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学者们，确实在费尽心思，力求说明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或产业革命上，幻想这种革命一旦出现，就会迎来一个“奇妙的新时代”，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理论都是掩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终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科学论断的。这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战线上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应当接受这个挑战。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思潮，要认真加以调查研究，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采取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同时应该认真研究他们关于科学技术即将出现重大突破的分析和预测，特别是对于那些现在已经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的论断：并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
西方的这些学者们提供了些什么信息，值得我们注意呢？综合起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本世纪末或者几十年内，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兴技术，将广泛得到应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新兴产业群将会迅速成长壮大，虽然传统产业不可能也不应当完全被取代，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新兴产业所占比重将会有大幅度增长。
(二)知识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工业化时期的经济，是以大规模使用与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基础的。现在可以利用更多的知识来制造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产品和劳务中信息的比重，减少物质消耗的比重。在这里信息就是体现在产品和劳务中的设计、效用、技巧上的知识，信息本身也是产品的一部分。技术和管理的进步都依赖于知识。甚至国家的决策，也只有掌握大量信息，运用各种决策技术，才能提高和确保它的科学性、合理性。
(三)信息技术也将大大提高人类思维劳动的效率，导致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产业革命，开创了利用机械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的时代。这是劳动方式上的一次革命。现在的信息技术，开创了利用机械部分代替人类脑力劳动的时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库、信息网络的发展，将有助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促进知识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
(四)根据新的技术革命的需要，相应地进行管理体系的改革，是促进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适应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的兴起，风险投资的发展，技术密集区的形成等，推动了新兴技术的开发应用与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组织和各种社会事业的管理，由于系统工程与电子计算机的结合，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五)经济和技术的变革，将引起就业机会、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寻求克服结构性失业危机的途径，力争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上取得优势。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采取措施，争取缩小技术差距，应付在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将会遇到的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