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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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元叙事"本身并不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反，恰好是轴心时代的"元叙事"成为一切批判性话语的出发点。这也就是贝拉所说的"人可能具有的唯一本质"--"目的性"（telos），就是"所有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哲学都以不同的方式宣称的上帝"。贝拉认为："相信对上帝的崇拜最充分地表达了人类生活之目的性的人，有一种为我们摹仿出良好的生活形式的特殊责任。"由此，当代基督教的社会学诠释、社会-文化诠释的基督教视角，都将被轴心时代信仰性的"元叙事"重新引领。 二、特雷西的"后现代性"与"公众神学" 大卫·特雷西的神学思考，从来都是相当鲜明地突出基督教信仰与人类处境之间的关联，并且随时追踪当今世界的最新动向，他似乎可以使神学搅入任何一滩远离信仰的"混水"。乃至在纪念他的50岁生日之际，人们为之编写的文集竟被取名为《彻底的多元主义与真理：特雷西与宗教诠释学》。 特雷西为什么会如此？这恐怕首先是在于他从"应用性"、"公众性"等角度对当代信仰的独特诠释。 按照特雷西自己的说法，其神学思考有三个基本的准则："首先是以诠释学的角度来尝试探讨真理的呈现模式，其次是以认识力的角度来视乎其一致性，第三是衡量神学思想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 前两者当然是直接取道于特雷西的"诠释学神学" ，后者则被认为体现着他对"公众神学"（Public Theology）的关注。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他所谓的"公众神学"，或许会发现其中恰好蕴涵着一种意义诠释与当代语境、当代"受众"之间的"应用"关系。研究者将此归纳为特雷西神学诠释理论的两个基本角度："后现代处境与公众性"。 神学之投身于"公众"，亦即伽达默尔已经注意到的"福音宣告和布道里的……教导性的应用"，最核心的内容便是"把要理解的文本应用于解释者的目前境况"。 而特雷西所看到的"目前境况"正是如他所说："一度稳定的作者现在已被极不稳定的读者所取代"，"真际"（reality）成了"一个永远应该在引号中出现的词"，"后现代的主体现在已经知道：通向现实的任何道路都必须穿越我们语言的极端多元性和整部历史的含混性"--比如罗兰·巴尔特、德·曼、德里达的"反讽"，比如福柯证明"所有历史和科学言谈都无法穿透权力与知识的代码和制度"，比如纳布科夫"不让人们在自己棋盘式的文本中寻找象征"，比如贝克特"放弃幻象式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宗教比艺术、道德、哲学和政治学都更具多元性和含混性，……任何人都能解释宗教经典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能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观察任何宗教的历史，简直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极端多元性的故事，攻击这种多元性，就是破坏宗教自身中具有的重要宗教力量"。 这种全面而极端的多元性和含混性，使得不同信仰各有自己的"说法"和"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仍然成全了其间的"家族相似性"，同时也必定使各种信仰无法再持守唯一的叙体。 于是特雷西列举出他所了解的种种"相似"的信仰："无论是佛教教义中对作为终极实在的’空’的彻悟，无论是印度教许多教义中对……’梵我一体、我就是梵’的觉悟，无论是大乘佛教菩萨传统中对悲悯如此之广博、以致我们宁愿推迟自己的彻悟也要去普渡众生的觉悟，无论是希腊宗教、罗马宗教、孔子儒教之类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s）中对我们与整体间以社会秩序（civil order）为中介的必然关联的觉悟，无论是道教和原始宗教中对我们与宇宙众生之间关系的觉悟，无论是犹太教中对上帝之法律作为道的指引的觉悟，无论是基督教中对人生需由信、望、爱来确定方向的觉悟，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先知传统中对政治责任与历史责任的觉悟，……都需要……从自我中心转为以真际为中心"。 惟有通过这样的转折，"宗教经典的现代诠释"才有可能争取到一种"公共的地位"，否则仅仅局限于"个体性"，无论宗教、艺术、还是思想，都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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