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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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背景下的神学诠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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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在美国历来是一项最突出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贝拉的分析，我们会感到美国的基督教新教确实表现出潜在的政教合一冲动。难怪贝拉的批评者会以为"公民宗教"反对政教分离的原则。不仅如此，贝拉还使我们看到政教合一也伴随着上帝与自我的合一："征服自我就是让自己向上帝敞开，这正是清教敬虔的核心"--而这种个人的挣扎最终其实是对自我的确证，即"通过反抗自我确证的力量来确证自我"。清教徒的自我倾向，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宗教经验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提供了根据，以至有"个人的"（personal）宗教与"体制性"（institutional）宗教之分。 这样，就美国社会的意义诠释而言，基督教的视角正可以透视其基本的文化前提。只有在批判"本体论个人主义"的同时，去批判基督教新教改革本身、至少是批判其"最具影响的美国形式"，才会了解"意义"生成的机制和过程，进而达成深层的诠释。贝拉相信，"这种批判将说明美国并不是它所宣称的上帝之城，而只是人类之城的另一个陈旧的版本"。 从基督教神学诠释的角度看，贝拉认为"新教的重大错误（天主教常常也同样如此），就是将宗教与国家相混同，将美国想象为已经实现的世界终局"。他再次从神学的立场上指点人类社会："我们在20世纪参与的世界大战，只是使我们以为自己超越历史，以为自己是被拣选出来保卫光明……；而冷战……又让我们继续这一幻想。一旦我们没有使命、没有敌人、没有’敌基督’需要拼搏，在我们的社会中承担着诸多善任的新教个人主义，就剩不下任何东西可以凝聚我们了"。 在这样的意义上，贝拉及其追随者重新提出一个巴特式的命题："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文化成为文化"；但是正像巴特当年是受到自由主义神学的太多刺激一样，贝拉的这一命题也恰恰是从反面印证着当代基督教已经难以同社会分离。如他所说："在我们这个教会只是文化之幼蛹的社会中，让教会成为教会、文化成为文化是不可能的。" 贝拉并不同意当代社会之"多元化"的说法，因为"我们的文化从骨子里始终是、而且仍然是基督教新教的；天主教和犹太教也早已被新教化"。他当然不否认任何差异、"特别是宗教差异"，但是一再强调美国"是一种单一文化的社会，这单一文化亦即世俗化了的的新教主义（secularized Protestantism）"。所以最根本的神学诠释恐怕还不仅仅在于政教分离，却是"重新审视新教传统本身"。 贝拉在《意义与现代性》一书的结语中，最后又回到"元叙事"的话题。按照他的分析，宗教进化的各个阶段并不会被后来者完全丢弃，甚至某些原始宗教或部落宗教的因素也仍然残存于当代社会。如果这种积淀可以承担"元叙事"的角色，那么处于"轴心时代"的"《圣经》和古希腊哲学的文本就是其核心"，当代人必须对此进行"理解、解释和应用"。尽管在我们的历史境遇中实行这些"元叙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随之而来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抛弃这些文本"。比如宗教改革等"变化的潮流"一方面起着颠覆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完全是践履了轴心宗教的许多承诺；对于宗教改革，《新约》……就是核心，而《新约》的每一行差不多又是对《旧约》的回应"。进而言之，"无论启蒙运动还是20世纪的其他重大意识形态运动，都没有取代轴心时代的遗产；它们常常是以为自己抛弃了轴心时代，其实却只是对轴心时代的拙劣摹仿"。 贝拉追溯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所许诺给人们的的自由，而即使"全球化"又成为当代的"新口号"，仍然被贝拉的一位学生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称为"破旧的紧身衣"。贝拉显然认同此种看法，所以才开玩笑说："弗里德曼也许没有想到神话中有人可以点石成金。"贝拉还在此化用了雪莱的诗句："如果说社会主义最近失败了，那么基于同样的经济化约主义幻想的资本主义，其日子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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