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白人有更大的生命力”，一位名叫E·A·罗斯的西方人这样说。一位名叫A·H·史密斯的西方人更证明说，中国人“活易死难”，容易活，指的是他的活力充盈，生气蓬勃，虽在劫运重重、流亡颠沛之中，他照样地可以维持生命。美国前**格兰特（1822-1885）环游世界之后，有人问他什么是他此行最深刻的印象。他不假思索地说，是一个中国的小贩和一个犹太人抢做买卖，竟然把犹太人赶跑了。犹太人的耐性在西洋也许要首屈一指，竟然也败在中国人手上，可见“中国人的忍耐力实在太大了”。连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说：“中国人的忍耐力，在欧洲人看来，真是可惊……”
19今年，对华工持好感的一份南非报纸把中国人描写得出了奇：“不信教的中国人头脑特别发达。他们有美国北方人的冲动和机智，有犹太人的理财和经商能力，有苏格兰人的冷静和获得欲，有土耳其人的忍耐和中庸秉性，可谓集大成于一身。他们像骡子一样坚韧有力，有像鸵鸟一样的食欲和消化能力，和火车头一样的持恒特质。”不管前面对中国人的奇特性描述如何，后一句对中国人生命力的顽强性的比喻则无论如何是毫不夸张的。
美国人应最清楚，在他们的19世纪最最伟大的工程奇迹———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修建工程中，绝大多数工人是来自中国的“猪仔”劳力。他们的工资不及白人的一半，而负担的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一位在排华浪潮中为华工作证的众议员（奥斯民德·加里森·维拉德）指出：“我要提请你们注意华工为开发我国西部所做的贡献。我的父亲曾参加铺设穿越大西北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最使他难以忘怀、经常颂扬的，是华工。将近一万名华工向坚固的森林发起进攻。他们冒着严寒和酷暑，帮助我们开发了西北江山……我这里有一封太平洋西北铁路公司总工程师发来的电报，讲述在没有一个美国人敢忍受的艰苦条件下，华工如何跨进8英尺深的积雪，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继续劳动。”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在一篇游记中，谈到他访问中国浙江沿海某地区一户农民的情形。他为中国农民从凌晨天还未亮即下地干活，一直忙活到太阳西沉，中间除了短暂的吃饭时间之外，基本上是毫不间断地工作的勤奋精神，深感惊叹。他认为，中国人的生命力强或许更多地还是表现在广大的中国农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