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学术上的造诣，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之不尽的。《季羡林先生》这本书却以相当篇幅披露他自我剖析在政治逆境中的怯懦与无奈。
季羡林在“牛棚”中长期“劳动改造”，受尽折磨与侮辱。他说：“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在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当时，天天劳动强度很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
有一次，我被派去清理学生宿舍区的武斗现场，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霉的干馒头。我简直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的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里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工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走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季羡林沉痛地写道：“上面说的这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