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愚
中国历史，多有乱世。魏晋之后，凡乱世必盛谈魏晋竹林风骨。
竹，这是一种何等神奇的精灵！我曾长久地驻足于丛竹之间，那直如刺、斜如倾的神韵，那错落有致，雅洁不染的气质，特别是逸竹横空一撇的情态，总教人浮想连翩，但倘要表达，又堕入一种“见意已忘言”的快意之中。我至今无法明白，看风中的竹林，与读王羲之行云流水般的书帖，听高山清泉般的古筝，见云雾中千回百转的瀑布，其感觉为何会那样相似。历史的和风，依旧吹拂着今天的竹林。这竹，“四君子”之中有它的一席，王阳明格物的时候凝神格过，郑板桥画过。而早在东晋时期的某一天，“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聚到茂林修竹之下，“肆意酣畅”，“竹林七贤”的名字，传过千年。从此，竹，在中国思想史上，承载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意蕴。
或许竹林名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放诞不羁的疯子，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屑于与别人为伍，赤身裸形、狂饮烂醉地表演。但当我们的眼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可以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分裂之中——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紧张和分裂。行为模式既可以是心理模式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是心理模式的反动。正因如此，儒与道的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对立的精神感受，才会常常交替着，又协调着，不经意间融入中国文人的骨髓。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乃是儒道精神的第一次全面融合时期。阳与阴，猛烈与温顺，坚持与随便，激烈地冲突、整合、交融，貌似变态的异端行动，却从精神上开拓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从此，“竹”，作为一种大自然特为人设的艺术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义。
“忧”，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既然儒生的命运，从孔子开始，便注定了要惶惶然于“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极力去做“君之师”，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君王与百姓的夹缝之间，自然免不了一个“忧”字。范仲淹的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竹林谈玄的文人们的放荡不羁的外表隐伏着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情怀。面对统治如墨般的黑暗，人民痛苦的挣扎，他们的良知时时痛鞭着他们的心灵：苍生的苦难，真真切切地现在自己的眼前，压在自己的肩上，熨在自己的胸口，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点透出光明的希望，让他们担负起国计民生！然而，在那样无边的黑暗中，正义还能存在么？良知还能宣泄么？杨修、孔文举、弥处士，不是一个个倒在莽夫的屠刀之下了吗？整个文人阶层，其实都处于覆巢之下，倘不做谋士、食客、奴才等贾府焦大式的人物，便早必须时时战战兢兢，以求自救自保了，还能够谈什么救国救民？嵇康不是二十年“未曾见喜怒之色”么？向秀的《思故赋》，不是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了么？他们内心的愤怒、痛苦、压抑、悲悯，哪里敢轻易显形于色！然而，对人的尊严的洁癖一般的坚守，使他们鄙视、敌对权力者及其帮忙帮闲，由此也决定他们痛苦而绝望的命运。极度的无奈，极度的痛苦，深重的绝望!担负苍生的抱负，对黑暗的愤怒与对权势的反叛，没有以一种公然敌对的形式宣泄出来——因为活着已经是一种铁定的现实——而代之以一种傲然否定一切、嘲笑一切、玩弄一切的心理，并由此表现出来各种各样被常人视为变态的异端行为。虚无、随便、放纵竟成为这批最热烈最具正义感的竹林狂人的主要特征。酒几乎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刘伶，这做过《酒德颂》的狂夫，这“土木形骸”的始祖，竟乘坐马车，酣饮不休，且备锄头于车上，对马车夫说：“死则葬我。”在这里，连死生都是多么随便，无足轻重。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出发点的心理模式，经过清醒与绝望的双重洗涤，最终走向道家放达肆意的行为模式。
清代曾经历过魏晋相似的黑暗统治。文字狱的罗网拖过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连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也会被判以反对朝廷而遭极刑。然而，现实的黑暗与苦难并没有刺激这群忧国忧民的儒门子孙在愤怒中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勇气，没有产生过思想的异端。一群大师级的人物拖着脑后那根象征着民族耻辱的小辫子，一头钻进古书中，对每一个字进行极为繁琐的考据。“精神”业已彻底死亡，只剩“学术”在人格的废墟上自足地欢歌。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学术大师配得上“思想家”的称号。魏晋是竹的时代，竹的俊逸、中直、傲立、潇洒，使这一时代的政治黑暗与血腥并不能占满历史的全部篇幅，相反，一股清新而隽永的精神空气千古飘荡。而清朝则是病梅的时代，当龚自珍痛心疾首地发出医治病梅的呼吁，这个古老而苦难的国度早已病入膏肓。魏晋与竹林精神相比，清代考据大师们的精神世界显得何等委琐！
爱与绝望。每一个原子式的个体人的网一样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很容易地以该时代的价值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动与判定他人的行动。有一则寓言这样讲：某个村庄的人们都汲取着同一口井的井水维生，有一天，井水突然起了变化，凡是饮水者便会发疯。这个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饮井水，于是他立刻被视为疯子、公敌，受到同村的人的摧残，直到他舀起毒水一饮而尽。在人类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社会陷入整体性癫狂状态，熬过了历史精神的洗礼的清醒者，理智者，批判者便不得不被视为患虚妄症、自大狂的疯子，立即被“正常”的人们从同类中排除出去，遭受各种各样非人的摧残、打击、迫害。一个从满本子“仁义道德”的书缝中只看出“吃人”两个字的人，必定逃不了被满口仁义道德的民众吃掉的命运。而只有当历史的良知，不经意地从湮没了血火的烟尘中回头一望，才蓦然发现，十字架上的朽骨、耻辱柱上的精魂，朝圣路上的魔鬼，早已化作一颗颗璀璨的大星，以他们耀目的光亮，抚慰着这片无望的大地，那些曾经的疯子、狂人、异端、公敌，早已成为人类前进的先驱、驽手，成为因坚守良知而绝望着的人们坚守良知反抗绝望的精神力量——这些人注定将来也要加入群星的行列。对同类、生命的博大而绚丽的爱，使他们把他们的热血与绝望、悲悯和痛苦，直至他们的生命，献祭给他们如星空般灿烂的理想，献祭于历史的祭坛，献祭给令他们绝望的同类——他们以一连串的失败、死亡的事实，昭示他们确实在这无望的世界中存在过、坚持着，昭示着着像寒夜的岩石一样冷硬的人间，还残留着一点点良知；他们更以他们的失败，向历史证明他们的时代的荒谬不经、不可救药。
那狂醉在竹林之中的一群！他们的爱与绝望都是那样的丰富、强烈。他们的爱与良知是那样的充盈，以至于溢出他们心灵的容器，然而在没有尊严、正义与良知的黑暗而麻木的社会，他们的爱与良知却不得不时时自我压制、抑止。只有大爱大恨的情感基调，才能导致大痛苦大绝望大欢乐的心理。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动，坚持着他们痛苦而绝望的清醒，体现着他们对尊严、正义与良知的坚守。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动，宣泄出他们的绝望与愤怒。剖露出他们高贵而苍凉的灵魂。
守卫清净的内在精神。当社会堕入血腥、恐怖、麻木之中，人们往往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做一只快乐的猪，还是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前者的选择无疑必须适应社会，参与种种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斗争，快乐是心灵麻木之后的感官的适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尊严、良知。而后者则意味着思考、清醒并且永远的痛苦。要捍卫良知坚守尊严，便必须与世界为敌，甚至饱受摧残。他们失去的是感官的快意，得到的是绚丽的精神、丰富的思想。“快乐”是何等诱人，以至于大多数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极力按照统治者治下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并竭力卷入各种争夺之中，以求多分一杯汤羹。人们愈是如此，就愈加重了“痛苦的哲学家”们的痛苦与绝望。痛苦来源于以历史与理想观照现实之后发现的无法忍受的巨大落差。残暴的专制统治下不容许有个人的思想，然而，只有思想才能使人对理想与正义不断确认，使之在自己的内在理念中不断坚固，使自己避免陷入整体的癫狂之中，从而捍卫人的尊严。他们饱读诗书，通晓经史，因此他们可以明晰地辨析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而且，他们不惮于所处时代的世人看待他们，评价他们的眼光，而一任以狂人的姿态隐蔽地宣泄着他们的理想与愤怒。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们竟发出“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声音！什么圣王学说，什么仁义道德，通通见鬼去吧！宝座上的“天子”，八方诸侯官吏，正是扰乱天下的凶恶残暴的屠夫！曹魏之篡汉，司马之篡曹，明显就是争权夺利，还搞什么“禅让”的把戏！不知书的所谓秀才，父别居的所谓孝廉，怯如鸡的所谓良将，在这污泥浊水的社会中，他们如鱼得水。一切都充满了虚伪无耻，天地间充塞着卑劣、下贱、龌龊的空气！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还与周围这群他们所鄙视的一群一起被称为人并且还活在这本不愿来的非人间，他们无法忍受与周围的肮脏的一群在同样的天空下存在着，无法忍受每天呼吸着那样下流下贱的空气，维护着自己沾染了同样下流下贱的灵魂。他们必须运用他们的每一条充满耻辱感与痛苦的神经，从每一步行动每一寸举止之中明明白白地昭示世人：无论如何，我与你们一切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绝不屑与你们一切人为伍！人们在“名教”的压迫下装模作样地表现着忠孝仁义，他们则干脆地“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出“名教岂为我辈设”的狂妄雄音。他们以竹林，以酒，以琴，以啸，以裸形，把自己从世界孤立出来，封锁起来，洁癖一般地守卫着他们清净透明的灵魂，他们的任何变态的行为，都是他们对黑暗的愤怒与对良知的守卫的耻辱者宣言。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疯狂的圣者，一群叛逆的天使，一群永远失败的千古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