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看陕西电视台主办的人文谈话栏目《开坛》。

    这个栏目让我想起已经停播的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可以说《读书时间》的停播，对于知识界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遗憾，知识分子从此又将失去一个与普通大众沟通交流的平台。尽管我相信电视台对取消这样的一档节目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我还是觉得做为中国最大的电视台，如此随便地取消一个公益性很强、品位很高的栏目是一种失策，说明他们的商业意识太强，忽略了媒体的社会作用。在我看来，拥有一档高雅的文化节目——尽管收视率不会很高，不仅只具有传播思想和知识的功能，更大的益处却是可以提升一个电视台的品位。

    耐人寻味的是，《读书时间》创办之初所处的环境并不好，整个社会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读书的文化氛围并不很高，但这个栏目还是诞生了，但时隔八年，中国已逐渐摆脱经济的振荡，即将重新升温尊重读书和知识的社会气候，而《读书时间》却在这个时候谢幕了，这就颇值得人反思了。

    也恰在这时候我看到了《开坛》，并且立刻就被他吸引住了。我欣赏这个节目的立意，而且内容也非常精彩，有思想、有深度。好像在国内的地方电视台中同类型节目并不很多。

    《开坛》以“传统话语当下化，人文话语传媒化，精英话语平民化，正面表述对抗化”为宗旨，自开播以来，已经成为陕西电视台一档标新立异的谈话类“名片”栏目，在业界及观众中影响越来越大。

    在一个商业化、娱乐化大行其道的时期，《开坛》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直面公众、关照社会的话语平台，给时代呈交了一个文化创新、意识更变的思考空间。“栏目定位以思想、文化精英为代表，以人文关怀，展现个体化思想魅力为创作理念，以知识界和社会公众的融合互动为表现手法，力争筑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化擂台。”（《开坛》语录）

    这时候我就总不由得要想为什么和陕西一河之隔的山西就没有这样的一档高品位的栏目？

    难道是山西没有文化吗？显然不是，山西人好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这是一点不掺水份的勿庸置疑的，五千年文明之所以看山西，“是由于山西有着中国五千年来所有时期的文物古迹，所有不同时期的文化在山西都可以找到载体，这些载体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不同时期的文化标志。所有五千年的文化标志在山西都有，因此我们可以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就像迪斯尼一样，我们进去以后可以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来到山西就可以比较系统的看到华夏文明。因此说，华夏文明看山西，就是因为看山西比较系统。我们说可以看山西，应该看山西，不是说唯一看山西。华夏文明可以看陕西，也可以看河南，山西之所以要看，就是看它的完整性，就是说在山西可以看到完整的华夏文明。”（黄河新闻网12-7《申维辰诠释华夏文明缘何看山西》）

    是山西缺少人才吗？也不是，山西号称文化大省文学大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是问题，况且做为这样在卫星台转播的文化谈话栏目，本来就是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即使本省缺乏对应的人才，完全可以邀请文化界名人来共同完成。

    是缺少资金？也不是，比起那些大型综艺节目，场地设备道具的投入并不会高，这显然也不是问题。

    那么是缺少合适的主持人？这也不是问题，即使是本省没有可以特邀吗，就是栏目的策划和编导一样可以特邀聘请。显然这也不是主要问题。

    那么山西为何不能和陕西一样搞一个高品位的《开坛》呢？

    我相信山西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和《读书时间》被取消一样，这里更多的还是经济的因素，要考虑收视率的问题，况且陕西已经有了一个《开坛》，而且办得有声有色，随后跟进怕步人后尘有学舌之嫌。

    但我想山西之所以没有《开坛》，表面上是个经济问题，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仍然来自山西的文化。

    1993年《山西晚报》就征稿以连载的方式讨论过“太原究竟有没有文化”这个命题。讨论非常热烈，自然分成两派，这里且不说结果怎样，单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让人感觉到了一些潜在的东西，显然话题创意者着重的不是太原有没有文化，而是在说怎样给这种文化归类，对太原文化的这种归类完全可以扩展到给山西文化的归类，一个省省会城市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代表着一个省的文化特征。

    那么关于山西文化现在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关于地域文化前几年国内出版了几本书，比如《河南人惹谁了》、《河南人谁也没惹》，之后又一批书名诸如《东北人是咋样的》、《湖南人凭什么》等按地域对中国人群进行考究的话题类书籍又纷纷出现了。其实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不少学者就开始了对地域文化专门的研究和探讨，紧随《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引起的震惊与怀疑，一批学术味浓厚的书籍如《城市季风》、《城与人》等就打着地域文化的旗号纷纷出笼，它们对地域特色的划分更加细致，已经从当年的特色区域到了特色城市。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一批媒体人与作家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批判”北京人》、《剖析上海人》甚至到重庆人、四川人、林林总总的将全国各个地区几乎都数了个遍。

    但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本诉说山西的这类图书，不是没有人打算写，恐怕更多的原因在于山西文化很难归类，缺乏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出一本《山西人怎么了？》的书，就很难概况整个的山西人，这里可以做个类比，山西倒更像小了几十号的中国，各个市县可以算是他的省份，这样倒更好概况一些，可以写几本《平遥人怎么了？》、《洪洞人怎么了？》、《五台人怎么了？》的书，但很可能书是写出来了却会陷入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因为出版商不会只盯住山西的这一个狭小市场，而外省人又怎么可能对山西的某个县感兴趣呢？虽然山西论人口还是面积放在欧洲也不算是个小国，但显然山西现在还不具备欧洲那样的人文和经济环境，还无法自我更新消化自己的文化产品。

    从历史上说山西做为一个省一直没有达成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统一，陕西号称三秦大地，山东号称齐鲁大地，他们的历史分合没有中断他们文化的凝聚，而山西号称三晋大地却一直处在文化分离的状态之中，这从这些地域人的口音里就能让人感觉到，“十里不同音”，在山西表现的尤为明显。晋北在春秋战国时代属燕国管辖，经济文化与河北北部交通较多；晋西北则与陕北交通较多；晋南则与陕西交通较多，风俗极其相近，就是现在去这些地方看看也会发现，晋北商品多来自石家庄，晋南商品多来自西安，而真正属于太原的商品却很少，不是太原的商品不好，里边的确存在历史的传承。商品的流通携带的自然是文化的交融。

    外地人称呼山西人叫“老西”，他们当小品似的模仿山西人说话，人们基本上也都知道是在模仿山西人，但只有真正的山西人知道，他们模仿的语言在山西任何地方现在都没有人讲了，但外地人还是相信那就是山西人的语言，也许山西的古人在那样说话吧，至今多少年过去了，外地人还在那样认为，从这一点倒也可以看出山西与外界的闭塞了。

    真正属于山西自身的只有山西中部太原周围这一块狭小地域，而太原做为山西省会又怎样呢？前面说过太原文化就是山西文化的一个缩影，不伦不类很难概况，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是太原人的口音，你可以和一个太原人对面交谈而不觉得其语音异样，但若在广播或电视里听到现在的太原人说话，那种变音即使是他本人听来也会诧异起来。而这种变异在别的地方口音那里却是很少听到的。在语音上太原人是自卑的，所以那些有品位的人在公开场合尽量在说普通话弥补这种缺陷。所以对山西来说，太原并不具备传承文化的职能，更无法起到带头作用，他的重要性更多来自行政区划。尽管太原也曾经是一座历史古城古都，但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他的历史遗迹了，根本无法与西安相比，人们可以游西安感觉大唐气象，而在大唐龙兴之地的太原却看不到一点大唐的元素，就是从太原现代的建筑里人们也看不到属于太原的东西，更多来自习从，比如他的车站、广场都是北京的翻版，如果非要说还有什么特别的话就是他的丁字路了，而这很不适合现代城市的发展，不得不耗费人力物力的推倒改造。

    山西的地域特色是类别多样，这种多样性因为缺少量的堆积很难被人重视，这从山西境内的传统剧种也能看出来，流传山西境内的剧种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如晋剧、上党梆子、太谷秧歌、碗碗腔、莲花落、湄户、蒲剧等等等等，这些剧种显然没有豫剧、秦腔覆盖的人口多波及的面积大。而传统剧种的多样在表面上丰富山西文化的同时，却也分解了山西文化整体资源，各自也很难向外拓展。

    前文所说文化是在一种笼统语境下的述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划入文化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文化的确可以说厚重，比如山西的民俗、文物、古建筑、雕塑、壁画等等，但山西文化之中的另外一些文化元素就没有这样坚挺了。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但却更多的是在看古代的山西，山西古代的辉煌让后人景仰，但山西在唐宋之后就开始没落了，这从那些山西历史名人的生卒年代就可以看出来。在近现代历史上山西文化明显落后，没有让人瞩目的人文大师，更没有让人瞩目的人文群体。

    那么做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宣道者的山西文学又怎样呢？1949年以后被文学界推崇的属于山西本土的是“山药蛋”派作家，但这个文学群体并没有走出本土成为外界效仿的范本。之后被山西文学引以为荣津津乐道的是“晋军崛起”，既然开始就叫“崛起”，那说明连自己都知道已经没落了，所以要欣然现在的“崛起”，但这个文学群体只给山西带来“文学大省”的称谓，也没有形成真正属于群体的合力，其核心作家大多不是来自本土，其创作走向大多也与山西本土无关，从他们的作品里很难看到真正属于山西的影子，更没有所谓山西“文化”的解读，从本土意义上说尚不及“山药蛋”影响深厚久远，并且很快就被其它的“军”遮盖了身影。如果人们从贾平凹、陈忠实那里看到陕西的文化，那么在山西作家里人们就很难看到“文化”的山西。

    山西是文学的沃土，但山西的文学很难摆脱黄河与太行的包夹；尽管他们的文字像“土豆”一样扎实淳朴，但总是被外界的“山珍海味”淹没了味道。

    而较之文学，山西更为稀缺的却是像周国平、余秋雨那样的人文学者，山西文化的解读于是不得不被延搁起来。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要想《开坛》就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经济能力问题，而是文化是否真正厚重、是否真正能够支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