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今年高考就将开张，作文一直是横挡在考生面前的一道高坎。在这儿，我贴出八年前撰写的一篇旧作，它对建国以来迄至1998年历届高考作文作了全面的审视，从中不难看出时代的缩影和变迁的痕迹。
打开高考作文的引号
我恍然记起了中学时代的语文课，老师教我们如何写议论文：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先提出正确的论点。何谓“正确的论点”？这好办，尊官方论调为风向鸡，就行。中间穿插论据，展开论证，既要举出正面的例子──何谓“正面的例子”？这也好办，尊官方认可的爱国人物英雄事迹为准绳，就中；还要举出反面的例子，才有足够的说服力。最后一锤定音，若非如此如此，就当如何如何，仿佛西班牙斗牛士毅然将利剑刺入公牛的心脏，半点含糊半点偏差都不可有。语文老师怕我们不明白或将信将疑，又罗列了大量范文，如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之类，文辞既美，思想又极合官方铆榫。你说，如此作文好不好玩？我认为，有点像演戏。
教我语文课的老师两鬓星星，桃李满天下，资历可谓深矣。其谆谆教诲还能有错？先生课中例举某某与某某循规蹈距，依其妙法作文，现在已是某名牌学府的教授，某中央大报的主编；某某与某某标新立异，悖其靓招出笔，如今正在扫大街，收荒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便打足十二分精神，恪遵先生所指引的思维路径，绝对不敢偏离分毫，以求早日学会“降龙十八掌”。当年的强化训练确实收得奇效，我们再作议论文，无不轻车熟路，健笔如飞，单就文思敏捷一项而言，绝对比得上袁虎草檄，倚马可待；温庭筠作诗，八叉手而成。
练兵千日，用在一时。一九八二年的高考作文题赫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帽子”虽大，脑袋虽小，我却遵语文老师所嘱，备齐了“垫充料”。难乎哉？不难也。我欣然命笔，千万朵心花顿时怒放，宛如一座春天的花园。那年夏天很热，我心里却一直慨而慷，凉而爽。愿望有时与现实只隔一步之遥，这一步我抬起脚就跨了过去，独木桥那边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去高中母校辞行时，语文老师一如既往地眯缝着一线笑眼，对我说：
“王开林，我没骗你吧，按照我的单方抓药，准能妙手回春！”
说完这话，他仰起脖子，双手叉腰，像电影中打了一场大胜仗的将军那样，十分畅快又十分豪迈地开怀大笑。他很得意，也似乎应该得意。
至今想来，假如我那篇作文不曾见报，我对它的记忆肯定早就淡至无迹可寻了。既可幸又不幸的是，当年它变成了铅字，而且被我视为镇宅之宝似的收藏起来，如今再看，简直味同嚼蜡，不忍卒读。行文够流畅，思路也清晰，但通篇充斥了正确的废话，很少有灵性的闪光。这样的作文能获阅卷老师的格外青睐，能得高分，还能见报，说怪不怪，它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样的时代，“左毒”远未清除，连中学生也不能幸免，想童言无忌都不行，于是作文真就像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所说，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可惜这话充满了讽刺意味。
试想，要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极具政治意味的试题作文，他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废话，还能说什么？再者，利益原则正牢牢地掌控着这位考生，假若他别出心裁，另辟蹊径，“我手写我心”，自说自话，不管他是否妙思泉涌，能否自圆其说，都将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为了谋生，他真得起早扫大街，或沿街收荒货，也未可知。
作为一位旧教育模式下的直接受益者，我这样猛揭底牌，大唱反调，肯定会有正人君子骂我忘恩负义。然而，一事总有两面，有受益者就有受害者，受益者是因为听“将令”而受益，受害者是因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而受害，真可谓顺者昌，逆者亡，这里面的冤情就不会太轻。试想，一道命意僵至毫无发挥余地的作文试题明晃晃地摆在那儿，硬逼着莘莘学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忧国忧民，他们不急中生智能行吗？所谓的“智”，也纯属袭取前人故智，难有半分新巧。这样的作文直折腾得考生心力交瘁，气血贲张，痴人说梦，大发热狂，这不是无病呻吟，又是什么？唱不了高调的人，举不出实例的人，连废话、空话、套话、假话、大话都不知从何说起的人，便只好灰溜溜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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