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苏轼《六国论》
想来春秋战国时真是个令人向往的时代。
那时候诸侯林立，各成一国，比今天的省都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国家虽然小，但是从丞相（也有中书令等其他称谓）以次，一直到驿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时代必然充满了就业的机会，所谓的“士”便有了挑三拣四的可能，远不像今天的大学毕业就业这么困难。好的职位去不了，差一点的也可以暂时屈就嘛。老圣人孔夫子，不就相鲁吗。鲁国有多大？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东山即今天的峄山，位于山东邹城市东南12公里处，占地约4.7平方公里，海拔555米——区区555米的峄山，就能小鲁，可见鲁地还真不算大。
时代造就英雄。这样的时代，成就了一大批我们到今天都津津乐道的人物。这批人里，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游士。
彼时有一批智者，如老、庄、孔、孟等我们熟知的圣人，还有鬼谷、史举等一些超凡入圣的异人。这些人以自己的才学，培养出了大批学辩之士，成为当时游士的杰出代表。孙子、张仪学于鬼谷，吴起学于曾子，甘茂学于史举，孟轲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的学生，也算是正宗嫡系。苏秦师从过鬼谷，因为一部《阴符》成就雄才，姑且算是个自学成材的吧。这一帮才俊，各为其主，施展才学，上演了一幕幕流传至今的风云史话。
为什么游士制度能够大兴于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大批的游离在权力边缘的没落贵族，庶出的公子王孙，读书人和一些异人。这些人，便是士的主体。“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大名鼎鼎的商鞅，就是庶出的公子一个。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不可能都享受到很多父辈的荫庇。这批人名义上是某某的儿子，但是却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可以拿到。但是顶着公子的名号，自然不可能去耕田经商，怎么办呢？只有做官。读书人也一样，我十年寒窗，按理说该“学而优则仕”。如果什么官职也没混到，一点银子没挣到，灰溜溜的回去了，让人笑话。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所以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东边不亮西边亮，我哪个国家都去面试一番碰碰运气。拿苏秦做个例子，跑到周，“弗信”；西至秦，“弗用”；东至赵，“奉阳君弗悦之”；去游燕，终于“敬以国从”。还有一帮侠客死士，鸡鸣狗盗的闲汉，也各找各的人生目标。大家都东奔西跑找地方，就显出一种游的整体态势。
如果说大家东奔西跑，都是白忙乎——就像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那也一样“游”不起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阵乱跑，四处碰壁，还跑个什么劲？匆匆找家单位，凑合先混着。但古时候这人才市场，跟现在还真不一样。运气好的，衣金宝玉，挂六国相印，运气不好的，也能先“事魏中大夫须贾”，或者“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也就是说，存在很大的一步登天的可能。受这样一种类似赌博性质的刺激，众多的士也就有了勇气和力量东南西北的游。
那时候，群雄纷争，风水轮流转。今天东风压倒西风，明天西风压倒东风。这种情况下，诸侯公卿就需要又大批各具异能的士，以应付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各种紧急状况，这就产生了对各种人才的市场需求。出使他国需要像蔺相如这样不辱使命的人，几国盟会需要像曹沫这样决定变局的人，行刺需要像专诸豫让这样一击成功的人，即便是逃跑走人，也用的着鸡鸣狗盗之徒。各种人才都有需求，客观上助长了人才种类的复杂性，也使得更多种类的人才加入到游士的行列里来。
另一方面，礼贤下士不但有助于稳固自身的地位，也能为自身树立一个明君名卿的形象，在当时已成为统治者们的一种共识。 “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可见礼贤下士的巨大作用。“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完全是个人魅力的体现。各国国君，争请战国四公子，便是看中了四公子的个人声望，把这种个人声望当做了保护神。而取士的观念由于礼遇贤才的种种佳话而深入到统治观念之中，并且持续影响了此后千年的中国政治。
同时，频繁征战的环境对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影响很大，对留住人才更为不利。那时候私学初兴，但是却没有正规的高级人才培养机构，迫使诸侯公卿将目标转向社会，以取士养士的方式满足对人才的需求。舌辩之士如果相谈甚欢，即可“敬以国从”；善于用兵，即可以客卿为帅，统军征战。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人才缺乏的客观反映。
总的来说，为士者本身对施展抱负的渴望，被委以重任的可能，诸侯公卿出于自保的考虑，出于对自身名望的考虑，以及缺乏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的社会环境，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游士峰起，天下纷纷的原因。倘若我老流生在那个时代，也许也会是那群人中的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