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8月1日消息 社会变迁与教育机会分配
——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极大程度地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和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尽管现代教育系统的选拔过程似乎是以能力标准为主，但由于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一些非能力性的身份特征影响到了人们的受教育机会，从而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教育机会持续增加的同时，教育机会平等化的走向趋势却被割裂为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都与社会经济变迁及政府政策转变紧密相联。
第一阶段起始于1949年。建国后，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手段来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和向工农子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其中包括扩大教育系统、推进大众化教育模式、大幅度降低学费或实行免费入学以及优先录取工农子弟等。这些政策极大程度地弱化了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家庭的社会资本(父亲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父亲文化水平)和经济资本(家庭年收入)对子女的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明显下降。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程度在1950年代为16%，而到1980年代初下降到9.9%。虽然并未达到完全割断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机会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点。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户口身份对个人教育机会的影响力也在下降(1960年代为17.9%，到1980年代初下降至11.1%)。总之，从1949年至1978年期间，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教育成为缩小阶级差异和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手段。
第二阶段起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之相关的教育政策及教育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开始，随后设立中考及更低等级的入学考试，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与逐级升学考试相配套的是增加课程教材的难度。与此同时，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重点学校又分全国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区(县)重点等等。由此逐渐形成一个精英等级化的教育体系。通过这种逐级升学考试和重点非重点学校学生的选拔归类，一方面选拔出了精英人才(“尖子学生”)，另一方面又逐级淘汰了其他人。毫无疑问，教育的精英化发展方向，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的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往往成为被淘汰的对象。辍学率的上升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二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教育的产业化”)。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多渠道”)。原来基本上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现在转变为由多种渠道来进行投资。中央财政提供一些重点院校的经费，而大部分的学校则由地方财政负担。这导致了教育的地区差异扩大，富裕地区和城市比贫困地区和乡村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从而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此外，还有一部分教育经费由学校自己解决，学校可以“创收办学”。这部分经费实际上通过学校的各种收费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从而导致学费和其它教育费用不断上涨，使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难以负担。教育的市场化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
自1978年以来，家庭背景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个人教育机会的影响明显上升。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等出身背景因素对子女的教育机会的影响力从1980年代初期的9.9%猛然上升至1990年代的17.9%。目前，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实际上超过了1940和1950年代。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也显著上升。户口身份对教育机会的影响力从1980年代初期的11.1%增至12.7%。另外，另一制度因素———单位制———对人们就业后教育经历的影响也开始突现。从教育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单位制在调节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力并不是弱化而是强化。调查数据资料证实，所有制、单位类型和单位行政级别等因素对其工作人员的成人教育机会有显著影响。在城市，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人员曾经去学习过或获得过学历学位的比例是私营个体就业人员的2.5倍，其它所有制单位的人员曾经去学习过或获得过学历学位的比例是私营个体就业人员的2.0倍；同时，党政机关及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曾经去学习过或获得过学历学位的比例是无确定单位人员的4.2倍，企业人员则比无确定单位人员高1.5倍。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单位和科股级单位工作人员获得成人教育的机会比无行政级别单位的人员高1.8倍。这说明全民所有制单位、党政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尤其是有行政级别的单位能向其职工提供更多的成人教育机会。这些现象表明，导致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力在不断增强，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上升。
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长或弱化与相关政策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肯定改革二十年来教育改革在扩张教育规模、选拔精英人才和追求经济成效等方面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之而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有必要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某些导向和具体策略进行重新评估和反省。从目前情况发展来看，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还有增长的趋势，因为教育体制的精英化和市场化还有可能继续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尤其是女性儿童的影响甚大，机会分配的不公平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和上升流动机会。同时，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促使社会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