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积极推行自由市场观念的国家，该国的思想家认为，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也不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这种说法不过是个蒙骗外人的把戏罢了，美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权倾天下的秘密组织。而对外关系委员会这个向来行事低调，鲜为人知的无党派组织，更是通过筹建联合国、策划冷战策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等举措，不单秘密统治着美国，而且秘密统治着全世界。
从罗兹会社说起
奎格利在他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说，成立于1891年的罗兹会社是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正是“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
罗兹会社是由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英国人塞西尔·罗兹首先创立的，其目的是“将英帝国的统治扩张至全世界;完善英国向外殖民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有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英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罗兹通过遗嘱，将他所有的财产用于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为英帝国服务的类似耶稣会的由“宣传家”组成的秘密组织，而且该组织至少在二战后仍然存在。奎格利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及乔治敦大学等名校任教，并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顾问等职，因此，以这些身份披露的内幕的可信度应该是不容质疑的。
罗兹会社由3个同心圆圈子构成。最外圈由《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的叔父阿诺德·汤因比和金融家米尔讷勋爵主导的知识分子团体组成，称为“汤因比小组”;第二圈是由迪斯累利首相主导的政治社会权势人物组成的团体“塞西尔小组”；第三个也即最核心的是由罗兹本人主导的拥有庞大财产、希望永保英帝国的人组成的“罗兹秘密会社”。第二个圈子对英帝国的教育及宣传有着巨大的影响。它控制着《泰晤士报》长达半个世纪，并通过奖学金对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样，汤因比团体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迪斯累利的团体施加政治影响;“罗兹秘密会社”则提供财力支援，形成三位一体的影响英帝国命运的秘密组织。至1938年，罗兹会社已成为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其成员均为富有的上层社会的人士。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会甄选牛津大学优秀年轻的学生进入万灵学院。如果通过考验，则将他们送至“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当然，这些人至多只能到第二个圈层，比如大名鼎鼎的伊赛亚·柏林就曾进入过第二圈层。《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除了学术界，该会社通过新闻媒体来引导并影响舆论。但是该会社影响的主要对象是政治社会中的精英人物。因为只要影响到这些人，他们自然就会去影响更多的人。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国殖民地都有分支机构。它在美国的分支就是有名的“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这个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举行秘密会议，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世界，然后再统一全世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主要是从幕后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同时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罗兹会社利用其掌控的媒体煽动了布尔战争;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着牛津大学的3个学院;它还控制了1919年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是“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导着英国对爱尔兰、巴勒斯坦及印度的政策。“英联邦”的概念就是由它提出并广为宣传、从而变为现实的。
罗兹会社从1920年起就致力于和美国建立一种亲密联盟。奎格利在他的《悲剧与希望: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一书中说，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这一集团在美国主要通过5份报纸来塑造舆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时报》和《波士顿晚讯》。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主编曾是英国《圆桌》杂志的美国联络人，而《圆桌》杂志的原主编洛田勋爵曾任罗兹信托基金的秘书长。当他担任英国驻美大使时，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撰稿人。在华尔街鼎鼎有名的多个金融家都曾任美国驻英国的大使。奎格利还认为，“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至少在20世纪早期还影响着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摩根集团基本上控制着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决策权;美国标准石油则控制着耶鲁大学的决策权。普天寿保险公司则掌控着普林斯顿大学。不过，虽然这个“美利坚权势集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还是未能控制美国政府。20世纪初叶，美国政府在“进步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几条对该权势集团不利的税收法律，尤其是财产继承税，使这些集团逐渐将由华尔街主导的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
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英国罗兹会社之间的关键联系人是对20世纪的美国留下了深刻影响的美国政治评论家和政府顾问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是罗兹会社的成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创立者(具体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威尔逊**赴巴黎和会期间)，也是从威尔逊到尼克松美国历届**重要的良臣谋士。李普曼的经典著作就是广为人知的《舆论》一书。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心理战战略都是在李普曼参与或主导下形成的;著名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也是他最先草创的。
和罗兹会社一样，对外关系委员会也拥有自己影响政策的旗舰刊物《外交》杂志。该杂志是美国对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美国对外政策的重量级谋士都是《外交》杂志重要的撰稿人，包括李普曼，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以赛亚·伯林在冷战时也曾是该杂志的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是最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因此，《权力的声音》一书认为，无论其成员背景还是使命，无论是其影响世界舆论的方式还是它对美国的意义，对外关系委员会都是英国罗兹会社的美国翻版。
影子政府
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时，英国和美国都想乘身居战胜国的地位之际，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巴黎和会”结束后，李普曼和其他参加会议的美国人—他们大多都是罗兹会社的成员—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作为罗兹会社的一个分支，“对外关系委员会”最早是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支会”进入美国的。1921年6月29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支会”同一个由纽约的银行家、律师等于1918年创建的主要讨论战时商界、银行界和职业界问题的名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组织合并，并沿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旧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对外关系委员会”。1929年，委员会在纽约东65街购置一所房屋作为总部。1945年，委员会易址至纽约东68街哈罗德·普拉特大厦内，直至今日。合并后的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爱德华·曼德尔·豪斯是威尔逊**的助手，堪称当时美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贵人物，被人们称为**的“另一个自我”，实际上已经达到控制**的程度。1922年，委员会的自办刊物《外交》杂志问世，并成为委员会对外宣传政策主张和理念的重要阵地。
作为一个思想库，委员会对20世纪的美国有着极其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影响。如果说其他的思想库因对某一段时间的美国外交或内政具有突出贡献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话，委员会地位的确立则在于它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对美国政府和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非凡影响力。尤其是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美国确立世界霸权和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委员会不仅为美国政府提供具体的策略支持，同时也为政府的全球外交活动提供理念指导。当时的美国政府充斥着委员会的成员，以至于有人将委员会称为“影子政府”和“政府中的政府”。有人对此曾评论道:“对政府来说，‘对外关系委员会’不仅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其力量已经达到事实上控制国家的地步。”也有人夸张地说:要想担任对外政策官员，取得委员会的会籍是必须履行的一种过渡仪式。
委员会在历史上一直和大财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也集中反应着大财团的利益。委员会最初由摩根集团提供资金支持，后来主要由洛克菲勒家族提供支持，大卫·洛克菲勒曾在委员会任理事会主席长达36年之久(1949－1985年)。1985年大卫·洛克菲勒退居二线成为荣誉主席以后委员会的资金来源日趋多元化，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捐款与馈赠成为委员会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洛克菲勒及其他跨国大企业对委员会的影响仍然相当重要。
委员会的宗旨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理念并增进公众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将委员会扩大为一个真正全国性的组织，发现和培养下一代外交领导人和思想家—委员会每年要挑选若干名28－34岁之间的在国际关系领域小有名气的学者、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士，经委员会成员的推荐，成为委员会为期5年的定期会员。委员会每年最多只招收110名定期会员。定期会员在从事课题研究的同时，将有机会经常同政界名人进行学习和交流，委员会则将自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灌输到定期会员头脑当中。
“9·11”事件以后，委员会的纽约会议项目密切关注“9·11”事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美国的反恐斗争。曾邀请巴基斯坦总理穆沙拉夫、阿富汗临时**卡尔扎伊、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前任**克林顿等人同委员会成员就重大的国际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委员会还组织相关专家就国土安全、情报工作、恐怖袭击对经济的影响、恐怖主义的根源等问题同委员会进行深入的讨论。
今年，委员会紧跟国际热点和发展趋势，举行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其中包括针对“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反应”的一系列研讨会，如：“亨利·基辛格研讨会”、“国土安全研讨会”、“国家安全研讨会:军事战略与选择”、“国内、国际法与美国外交政策研讨会”、“中东与伊斯兰问题研讨会”、“全球经济问题研讨会”、“北约与恐怖主义研讨会”、“乔治·凯南俄罗斯与欧亚大陆研讨会”、“为军事备战的地缘经济学研讨会”“阿富汗研讨会”等。今年2月11日，易明等人在华盛顿大学召开“中国人权状况”和“9·11”以后中国伊斯兰反对派的威胁评估，对美国的政治决策起到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扩张主义的外交策略
《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写道:“要了解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全球政策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离不开‘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通过对美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外交政策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和委员会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联系。
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大行其道。而委员会的领导人则逆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宣传“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当时的《外交》杂志充斥着讨论全球问题的文章，力图将舆论和政府的注意引向全世界。1932年，委员会理事埃德温·盖伊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引发了对高额关税、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现行政策的批评。1933年，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题小组，意在影响新成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委员会的努力下，罗斯福批准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的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调查委员会”，就对外经济政策向**提出咨询和建议。最后，在委员会的努力下，罗斯福放弃了原先强调进行国内改革以解决萧条的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方案。1934年，通过了“进出口银行和贸易协定法”，标志着美国回到了强调扩大对外贸易以解决国内问题的传统方法。
“二战”及以后的冷战对美国来讲有着决定性意义，从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得以建立。美国成功地组织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性政治经济体系，然而，提供理论基础并领导着这场向世界强国目标进军的正是对外关系委员会。
“二战”前后，委员会同罗斯福政府的关系空前密切。1940年，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小组向罗斯福**提供各种战略和政策建议。在军事战略方面，面对日本对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政府采纳了委员会提出的“援助中国”和“对日本禁运”的两大措施，这些措施对美国日后加入“二战”产生决定性影响。在确立战后秩序方面，为保证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接受了委员会提出的我们相当熟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理念。委员会认为，为保证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美国必须成立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组织以及能够使美国行使霸权合法化的联合国机构。今天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都是委员会的全球理念的产物。
“二战”后，针对苏联和德国的战略安排，委员会积极主张以“温和”手段对待德国，以“遏制”手段对付苏联，为美国政策定下了基调。1947年7月，委员会成员—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在《外交》杂志上以笔名X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为美国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年，委员会成立了“马歇尔计划小组”，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出谋划策。
1960年代初，委员会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的未来前景，并通过对民意调查和讨论会的形式，扩大公众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
1962－1967年，委员会主持了一个题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的项目，前后共出版了8本书，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等方面。这些书出版后反响相当热烈，一再重版，到1970年代中期销量达10万册，破此类学术著作的销量纪录。在这些书中，委员会实际上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实际是为美国转变对华政策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舆论准备。
另一方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60年代末成立，其大部分成员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委员会成员通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其他手段，公开致力于改善美中关系的舆论宣传和政策准备工作。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委员会正“不声不响地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打下基础，并使之为人们所接受”(《纽约时报》1971年5月2日)。由于委员会的舆论催化作用为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改变所作的充分铺垫，1970年代初尼克松顺利实现中国之行。
1996年美国**克林顿竞选连任时，委员会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资深研究员詹姆士·辛的政策建议报告《结网:与中国有条件交往》，提出发展美中关系的概念框架，意在影响选站中的克林顿对华政策。其中的很多内容成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蓝本。1997年7月，委员会又发表了另一份题为《构筑美中关系:一项长期战略》的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同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在“安全、经济关系和发展法制”方面同中国进行合作是当前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报告指出，美国应同中国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环境保护、节约能源、改善中国金融财政体制等方面寻求合作。这份研究报告内容详尽，写作人员来自各方面的知名专家，因此，报告一发表就立刻引起了美国政府和舆论的注意。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期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可以看到，这些报告的许多主张都已体现在声明中。
大人物的游戏
从成立之初，委员会就成为高级金融机构、大石油商和大公司同美国政府之间的搭线人。行政部门的权力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倒来倒去，但不管政党如何变化，大部分内阁成员的位置都被委员会成员牢牢把持。《华盛顿邮报》作家罗纳德·哈伍德说道，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讲，委员会是离我们最近的，近乎统治性的组织。
作为华盛顿重臣的9朝元老、委员会前会长约翰·麦克洛伊说:“每次当我们需要用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翻开委员会的花名册，然后给纽约打个电话”。杜鲁门政府时期，外交政策主要职位有42％被该会成员占有。艾森豪威尔时期，比例虽有降低，但委员会同政府的关系则更密切，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是委员会成员。肯尼迪手下有51％的对外政策官员是委员会成员，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则被基辛格一人把持，而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依靠委员会的帮助起家的。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1961年)中写道:“对外关系委员会给了我第一次系统的研究对外政策问题的机会，我和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里根政府中，虽然里根是西部财团扶植起来的，但他仍然需要重用东部财团支持的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副**、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参谋长、美联储主席、**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等一系列重要官职都由委员会成员把持。
到克林顿时期，委员会的成员担任高官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克林顿政府高官中，有近100名委员会成员，白宫几乎被委员会成员占领。克林顿本人也是委员会的长期会员。
目前的美国**小布什虽不是委员会成员，但他深知委员会在对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在竞选还是在任职期间，都大量起用委员会成员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1999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乔治·W·布什外交政策的竞选顾问成员，包括康多莉扎·赖斯、乔治·舒尔茨、理查德·阿米蒂奇、罗伯特·布莱克维尔、理查德·切尼、斯蒂芬·哈德利、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多夫·扎克汉姆和罗伯特·泽奥利克等10人。在这10人中，除阿米蒂奇外，其余9人都是委员会成员。布什上台以后，这些人物都在布什政府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从“一战”以来的20位国务卿当中，有16位是委员会成员。此外，委员会成员中还出了8位中央情报局长，大多数的**和**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福特、纳尔逊·洛克菲勒、老布什和克林顿等—也都是委员会成员。从1940年起，国防部长(或战争部长)一职已被委员会包揽。绝大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顾问也都是委员会成员。
迄今为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已经存在了80多年，它无疑已经背离了罗兹最早希望英格兰重新统治美利坚的初衷，但却正在逐步实现着“盎格鲁－美利坚利益集团”称雄世界的梦想。当中国为自己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欢呼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了这场巨大阴谋背后“罗兹会社”冷峻的面孔和得意的微笑?说这个世界正为少数秘密团体所操控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但正像一位英国阴谋论专家所说:“我们早该想到，有权有势者和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这就叫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