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年仅25岁的深圳华为员工胡新宇，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多天的抢救仍无法挽回胡新宇的年轻生命，他的全身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熟悉胡的一名同事称，“为了获得好的绩效考评，他长期没日没夜地加班，基本上每天都加班到凌晨2点。”
尽管他的死目前还无从证明是否与过度的劳累有关系，但是人们无法不对很多公司的加班文化开始进行仔细地考量。试想，假如工作量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能够完成，员工势必不需要加工。更何况，就华为的新闻发言人所讲，胡新宇还是华为比较好的员工。
无单有偶，北京“的哥”张广春在连续工作12小时后，倒在朝阳区草场地村卫生院门前死去，由于胸闷胸口布满了红色抓痕。张的对班司机说：“42岁的汉子，体重不足百斤，他是累死的。”据张妻及对班司机称，因为油价暴涨，出租车生意大不如前，为了保证收入，张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左右。
进一步说，如果工人们在正常的8小时工作时间里挣够了他们所需要的钱，还有必要再延长时间去挣另外的钱吗？事实上，华为把员工的加班算作绩效考核的一部分，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励加班长期超时加班加点作为“企业文化”，成为一种常态与潜规则，与之相伴随的，无疑是员工的健康与生命的透支。
据对1990年至 今年1月有媒体报道或有记载的近百“过劳死”个案的分析，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成为“过劳死”的高发区。“过劳死”时的平均年龄为44岁， IT业年龄最低，仅仅为37.9岁。
当然，胡新宇还是公司的白领阶层，如果我们将问题引申到社会的底层，普通的产业工人的话，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所谓工人渴望加班的现象，是因为给工人规定工时内的工资标准定的太低。广东的最低工资标准仅700多元，福建省仅600 元。以如此低点来支付工资，怎能不迫使工人们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呢？
因此，低工资标准是使当前我国工人大量加班加点的真正原因，而低工资标准正是跨国资本赚取剩余利润的最佳手段。
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与北大学生对话时说：“市场化改革并不能带来一切，一些公共的权益需要政府提供保障。市场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关键在于政府要介入，以确保给人民带来公共福利，并使之能够惠及每一个人。”
如何制定一份合适的工作量或者薪酬与相对的工作时间的规范，是当前政府有关部门所应该迫切考虑的，同时，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企业也应该从自身来审视一定的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来讲，员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极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靠员工，是员工付出实际的辛苦和劳动来创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善待员工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中国已是世界工场，传统制造业竞争之激烈、利润空间之逼仄，常常使外来的观察者震惊。当众多同类（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正在面临是否拖欠工资、是否足额付给加班费、是否为员工足额购买保险的底线选择时，员工依然成为企业公民发展的起点，甚至是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