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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板司马睿如何树立权威

  赢得支持才能站稳脚跟

  下属的支持对管人者什么时候都不可缺少,这在刚履新位的时候显得尤为关键。因为此时观望者多,挑衅者时而有之,树立管人者的权威成为当务之急。这时如能有人站出来扶你一把,自然容易站稳脚跟。

  东晋司马睿移镇建邺后,对于能否在江东站住脚,还没有十分把握。因为江东士族对这位东南最高军政长官十分冷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居然没有一位名流拜会司马睿。

  东吴灭亡后,江东士族的经济利益虽然没有受到多大打击,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西晋朝廷看不起他们,被任用的人士极少。有关于此,陆机的疏议讲得十分清楚:

  "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

  即便个别人被征到中央为官,也百般受到猜忌,所以晋末战乱,便纷纷挂冠而归了。这绝不是说他们想就此归老林下,而是在窥度时机,准备东山再起,恢复昔日权势。绝大部分江东士族能为陈敏网罗,不少江东士族参与钱铒的叛乱,原因就在于此。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六将其中"荣常忧无窦氏、孙、刘之策"改成"荣常忧无孙、刘之主",即使这席话豁然贯通,也和盘托出了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的心意。这实质上是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与陈敏谈判:他们早就希望割据江东了,只是找不到孙氏兄弟和刘备那样的为首人物。如果你陈敏能像孙氏兄弟和刘备那样礼贤下士,信用江东士族,顾及他们的利益,则江东士族必然尽心竭力辅佐你成就大业。陈敏做不到这一点,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背叛了,陈敏也就失败了。陈敏叛乱失败后,司马越插手江东,感到笼络江东士族的重要,将顾荣、纪瞻等征入幕府。他们沿途观望,乃至司马越下令徐州刺史裴盾以军礼发遣。他们对司马越尚且不感兴趣,对司马睿冷淡也就不足为怪了。

  江东士族的态度使司马睿和王导焦虑万分,若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就极难站住脚。为此,王导和王敦决定在三月初三拥司马睿出巡,借以观察江东士族的动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一天,司马睿乘肩舆出游,北来名流摆出全部仪仗追随其后,故意从顾荣、纪瞻等宅第绕行,终于引来了他们的拜见。王导乘机献策:"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心招俊嵚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

  司马睿心领神会,请王导代表他拜会顾荣和贺循,请他们出来相助。这是政治待遇,也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司马睿有意借重江东士族。顾、贺二人欣然应命。司马睿终于和江东士族搭上了线。在顾、贺的影响和推荐下,其他南士相继而至。司马睿任命顾荣为安东大将军府司马、纪瞻为军谘祭酒、周能为仓曹掾、贺循为吴国内史,这些都是司马睿幕府中重要的职位,有的则是江东腹心地区的地方长官。对于顾荣,司马睿更为器重,事无巨细,都找顾荣谋议。对于江东士族来说,这实在是东吴灭亡以后少有的光辉时日。为了搞好与江东士族的关系,王导还学说吴语,提出与吴郡陆氏联姻的要求。不久,散骑常侍朱嵩和尚书郎顾球死,鉴于吴郡朱氏和顾氏都是江东名门望族,司马睿为再次表达他借重的心意,突破仪制,亲自为他们举哀,哭之甚恸。接二连三的举动,终于感动了江东士族,"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司马睿被江东士族确认为自己利益的最高代表了。

  司马睿和王导并不满足于在江东获得立足之地。三定江南的事实表明,司马睿移镇建邺初期,在力量对比上,江东士族占有巨大的优势。司马睿等对此始终惴惴不安,认为这是寄人篱下。有一次,在和顾荣的谈话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这种心态: "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改变这种状况,成了司马睿和王导立足于江东之后的主要活动。永嘉之乱,北方名门大族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达十分之六七左右。他们经常会聚一起,发出"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的感叹。他们南渡,往往带有大量宾客徒众,这无疑是一支力量,更何况南渡士族过去和司马越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王导及时抓住机遇,建议司马睿尽量录用,给予百般优待,参与北来士人的聚会,竭力倡导戮力王室,匡复神州,打回老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在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无疑是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其实,无论司马睿还是王导,都无北伐之意,深知以其现有实力,实现这一目标绝非轻而易举。哪怕真的实现,以司马睿这种距皇统疏而又疏的关系,对他们也未必有利,他们所以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口号,无非是借此号召北来士族支持司马睿及其后裔的一种策略而已。北来士族本是一批亡官失士之人,南渡江东,迫切希望地方当局的照顾和安置,个别真有北伐愿望的人士,也需要地方当局的支持,才能将自己的愿望付之行动。既然司马睿和王导对他们刮目相待,倒向司马睿,也就成了必然之事。在权势分配上,司马睿在王导的授意下,有意偏袒北来士族,架空江东士族,久而久之,北来士族终于凌架江东士族之上了。

  江东士族对处于附从地位是极端不满的。建兴元年(313年),在三定江南中立有殊勋的周熙密谋发难了。他联合镇东将军府祭酒王恢和寓居淮泗的流民领袖夏铁,约定夏铁起兵淮泗,他们响应于三吴,里应外合,诛戮当权的北来士族。由于处事不密,夏铁为临淮太守蔡豹所杀。王恢见机不妙,逃奔周羆。周羆为保自身门户,又杀了王恢。司马睿装聋作哑,只是不断变换周熙的官职,任命周熙为镇东司马,尚未到任,改为南郡太守,正在赴任途中,又召为军谘祭酒。周熙知道这是司马睿在作弄他,忧愤而死。临终遗言其子周勰:"杀我者诸伧子(东士族鄙称北来士族为"伧")能复之,乃吾子也。"

  周勰牢记父言,秘密结交拥有私人武装的吴兴功曹徐馥,计划推叔父周札为主,再次起兵叛变。建兴三年(315年),徐馥等袭杀吴兴太守袁诱,周勰族兄周续起兵于义兴,孙皓族人孙弼则起兵于广德(今安徽广德东)。一时间,三吴豪侠响应者甚众。周札认为此举没有多大把握,反对周勰举兵,向官府告发了这一密谋。徐馥、孙弼等相继失败。司马睿明知周勰是主谋,考虑到周氏在江东有巨大的声望,且此役牵扯到江东士族较多,害怕"穷治"激起大变,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不过此一事变使司马睿和王导感到只靠笼络,也难以在江东站住脚跟,转而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利用江东士族的内部矛盾,挑起实力最大的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的火拼,在内讧中同归于尽。当然,司马睿等也深知,过分侵犯江东士族的利益,对他们也绝无好处。所以引导南渡士族在江东士族势力较为薄弱的浙东等地安家立业,两大士族集团的矛盾终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司马睿的江东政权趋于稳定了。司马睿在毫无政治根基的江东之所以能逐步立稳脚跟,就在于对所处大势做出了精确的判断,对身边的人和事看得清楚,从而采取了尽量赢取支持的正确管人策略。(迟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