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山公司一幕幕权力博弈的悲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处于草莽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实现内部权力的更迭和组织的进化。
“王伦时代”——不合时宜的排名制
中国现在90%以上的企业，都处于梁山泊发展史上的“王伦时代”。
梁山的创始老板、第一任CEO王伦读过一点书，高考落榜，又有点江湖气质，在社会上碰了壁，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柴大官人”柴进，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搞了点“实业”。
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排名制已经形成。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高低贵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的依据，是按资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时间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二人之下，这也埋下后来“火并王伦”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晁盖与王伦的差距并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火并王伦——血腥的恶意并购
晁盖等人本来只是提出“入股”梁山泊，但是，王伦惟一的愿望是守着这个摊子过安稳日子。王伦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因此，他拒绝了晁盖的入股请求。于是，投资入股不遂的晁盖团队，干脆和梁山中原本心怀不满的职业经理人林冲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恶意收购，彻底改组了梁山。
林冲早已对王伦十分不满。他上山时，王伦百般刁难。而王伦心里也十分清楚，山寨众人里面，惟一有实力夺他寨主之位的，就是林冲。因此他心中甚为防备，双方的敌视感在与日俱增。只是在山寨相对平衡稳定的环境中，双方都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暂时相安无事。而晁盖团队的到来，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虚假的稳定。
摆在王伦面前的，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收留。梁山泊的实力固然将大大增强，不过，王伦显然对驾驭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信心，自己的寨主宝座甚至生命随时面临着威胁；此外，这伙人已经劫了生辰纲，打败了何涛的五百官军，想必官府不会善罢甘休，可想而知的大兵压境，也将打破王伦“小盗即安”的“太平强盗”梦。王伦迅速地否定了这种可能。
第二种选择是：收留晁盖等七人，同时让出CEO之位给晁盖，自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顾问”。这样，虽然失去了CEO之位，但毕竟可以保得性命，同时，在山寨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元老恐怕并不困难。做个“社会贤达”，开寨元勋，从此不问山寨政事，只管分钱享乐，酒肉美女，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以王伦的智慧和胸襟，显然无法让他做出最为明智的抉择。
第三种选择，也是最为一厢情愿和愚蠢的选择，但却对王伦来说诱惑最大。就是像当初对待林冲一样，出几锭银子打发晁盖等七人下山。然而，王伦忘了一点：当初都没能把单枪匹马的林冲打发走，又怎么可能赶走实力强大、谋略出众的晁盖七人集团？
当王伦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之后，一切都已经不再有悬念。在为晁盖们举行的“送别宴”上，送走的不是晁盖集团，而是一心只想做太平强盗的梁山泊创始人兼第一任CEO——王伦。
梁山新董事会和分肥体系
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虽然晁盖一再谦让自己“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安敢便来占上”，但林冲坚决地把他“推在交椅上”，黄袍加身。事实上，假如林冲当时真的起了贪念，做了寨主，梁山将很可能出现第二次火并。
虽然晁盖坐了头把交椅，然而，这次董事会的改选却是由林冲提名，或者说“任命”的。林冲将吴用排在第二位，负责“执掌兵权，调动将校”，相当于CEO——首席执行官；将公孙胜排在第三位，理由是“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从实际的工作安排来看，像是个不太管事的“副董事长”。林冲自己居第四位，从实际负责的事务来看，相当于COO——首席运营官。
这四位，基本上组成梁山新的董事会。晁盖、公孙胜、吴用三个智取生辰纲的成员，四席之中有其三，居绝对多数地位的大局已定。
不过，晁盖终究仅仅是做个豪爽庄主的料，他无法进行梁山管理上的大创新，只是简单地沿用了王伦时期的排名制。而且，在各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的设置上，也基本“王规晁随”。
对于王伦旧将的人事安排，晁盖先作出高姿态：“今番须请宋、杜二头领来坐。”杜迁、宋万两人惟一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两人明智地对晁盖的“盛情”坚决推辞，老老实实地做垫底。混个小康生活，不用干活管事，照样分金银，穿绸锦，喝酒吃肉，不亦快哉？何必像王伦一样，为了一个势必要失去的位置死于非命、身首异处呢？
至于那些原来的中层干部和喽罗们，晁盖叫他们“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在高层的大地震之后，对于底下的小兵小将来说，给谁打工不一样呢？
晁盖们上山所做的第一笔“业务”(当然还是打劫)，是怎么分肥的呢？“众头领看了打劫得来的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会计核算人员或仓库保管人员)，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另一半分成两份，厅上11位头领均分一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
首先，将打劫所得的财物，平均分为公私两部分：一半用于山寨的公共事务：比如“修整寨栅，打造军器”，赏赐有功喽罗，花钱贿赂官府官吏，接山寨大头领的家小上山居住生活、喝酒吃肉……而余下的一半财物，又平均分成两半，也就是说，全部财产的1/4，由11位有交椅的大头领均分；另外的1/4，则由其余的七八百号喽罗平均分配。显然，平均每位头领分得的份额，是每位喽罗的70倍左右。
宋江推倒重来，废除排名制
宋江上山，一下子带上来二十几号将领，还有很多这些将领的老部下。和上次晁盖上山时的情况类似，新上山的队伍实力超过了原来在山上的旧力量。这是一次善意的合并，但宋江系的实力明显占优。宋江上山之后，梁山的董事会成员变成了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
虽然在名义上，宋江是坐在晁盖之下，屈居第二，但是，宋江不按常理出牌，下了一招妙棋——废除排名制，彻底改变了梁山的组织制度。他在没有事先征求晁盖、吴用、公孙胜三人意见的情况下径自开口，发布了他的“1号命令”：“休分功劳高下，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到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外定夺。”也就是说，不管以前功劳、资历如何，以前的排名全部不算，以后按照功劳重新考核，再评定座次。
从此，梁山从王伦时代就开始实行的基本组织制度——排名制被宋江废除，直到最后梁山已经形成“小朝廷”的规模和实力，108将排座次时，才重新拿出来使用。宋江的这道“1号命令”，一下子将除董事会四位成员之外的排名，全部打乱“归零”，从此甩掉了以往排名的历史包袱。
从现在起，无论是新头领还是旧头领，每人拿到的都是一本崭新的“考核本”，一份新的“履历表”打开在你的面前，考核指标只有一个：功劳大小。愿意出多大力气，为你的排名向前挪动而努力，取决于你自己。可以想像，很多人在摩拳擦掌、枕戈待旦。这将是一个好战的山寨，一个热衷于扩张的山寨，一个永远无法填满自己欲望的山寨。那些自认为技高一筹、颇具实力的来自原来朝廷的将领们更是高兴——这个考核体系，远远强于大宋朝廷的考核体系！
而从“私”的角度讲，宋江的“1号命令”，已经把晁盖完全架空，掌握了梁山的实权、实力、实利，在不动声色、谈笑风生之间，把梁山的实际领导权，抓到了自己手里。
短暂的吴用代理CEO时期
晁盖上山早，收购了王伦系的股份之后，成了梁山的董事长。宋江上山以后，晁盖仍然是董事长，而宋江出任副董事长。不过，两人地位基本相当，晁盖在名份上略高一头。论实力，宋江系的人马虽然占有优势，但与晁盖系的差距不是很大，双方真正的差距，是在三打祝家庄以后才拉大的。在这种比较尴尬、比较微妙、比较紧张的气氛下，吴用当仁不让，短暂代理了梁山的CEO一职，主管山寨事务，并在晁宋两人之间进行协调。等到三打祝家庄之后，才辞去这一职位，令梁山平安度过了两强合并之后最危险的磨合期。
吴用完善了梁山的职能部门。“原是庄户出身，修理久惯”的陶宗旺担任总监工，负责固定资产投资；号称神算子的蒋敬当CFO(首席财务官)；金大坚、萧让负责建立梁山的公文、信息系统；侯健则负责装备部门……
吴用对杜迁的任命，值得所有做并购的企业咀嚼。他下令，“山前设置三座大关，专令杜迁总行守把，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早晚不得擅离。”
这个任命来得蹊跷。论才能，论本事，在此时的梁山公司，杜迁绝对不够资格坐这个关键的位置。但是，杜迁是梁山资格最老的两个创始人(王伦、杜迁)之一，镇得住这些新上山的后辈；政治上，他比晁盖、宋江上山都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立场中立；阅历上，见识过了林冲火并王伦的场面，心有余悸，知道在宋江系人马大批上山的时候，很容易“擦枪走火”，引发内讧。因此，他把守这个关口，不是防官军的，而是防范内部的“不满分子”。所以，吴用专门让杜迁“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早晚不得擅离”。除了吴用，不管是晁盖还是宋江的命令，杜迁都可以不听。
晁盖退出舞台，宋江独揽大权
三打祝家庄，是梁山上晁、宋两派势力的最后一次大交锋。晁盖这个梁山公司的董事长，是不主张这次并购的。宋江这个副董事长极力建议，靠着他的威信和吴用的支持，使得这一提案被勉强通过。在这次并购中，宋江押上了他的所有政治资本，终于在这次豪赌中险胜。
宋江与坚定“守成”战略的晁盖唱反调，坚持要打祝家庄，有几个原因。一是祝家庄作为老牌大公司，拥有庞大的现金和资源储备，而梁山公司当时表面上风光无限，蒸蒸日上，其实现金和资源储备却十分不足。正如宋江所讲的，“眼下山寨人马数多，钱粮数少。”上万人马要大吃大喝、要穿绸裹缎，这些都需要源源不断的银子！
祝家庄的现金和资源储备，大到什么程度呢？“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在宋朝，1石约有76公斤，那么，打破祝家庄，梁山得粮足有38000吨！以梁山公司两万人马计算，假设每人每天放开肚子吃，一天吃3斤(1.5公斤)，也足够梁山人马吃将近三年半。
宋江讲了四个攻打祝家庄的理由：“一是山寨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这两条都是面子问题)；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这是里子)；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不但要得财，还要得人)。”
晁盖、宋江这两位董事会成员僵持不下之时，吴用投了最关键的一票：“公明哥哥(宋江)之言最好。”吴用表态了，应该攻打祝家庄。正是因为吴用这关键的一票，使得强行并购祝家庄的提案以微弱优势勉强得以通过。吴用的这一票，还意味着他在面对晁宋二人的权力之争、梁山是“守成”还是“扩张”的路线之争上，站到了宋江的一边。
这次并购案，晁盖基本没有参与，而此后的一系列南征北战，晁盖都成了一个无关轻重的旁观者，只有送行和庆功的义务。宋江告诉他：“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下山……”从此，宋江每次都用这句话将晁盖“软禁”在山寨中，不能下山征讨建功，直到最后攻打曾头市时，晁盖实在寂寞难耐，亲自出征，结果被史文恭一箭射死，终结了他在梁山中的符号式生命。
而三打祝家庄得胜之后，作为梁山正式走入“宋江时代”的标志，又进行了一次组织结构大调整。这次调整是由宋江主导的。书中写道：“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吴用与宋公明商议已定……”很显然，只是吴用和宋江两人商议决定，根本没有晁盖的份儿了。
除了安排更多新加盟的专业人士以外，这次调整有个重要变化：原来吴用代理CEO期间，作为防止晁、宋两派势力内讧的安排——让杜迁“总行守把山前三座大关，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被取消了，改为解珍、解宝守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宛子城第二关，刘唐、穆弘守大寨口第三关。
对于晁盖来说，更具有讽刺和威胁意味的是，宋江和吴用决定，派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杨雄、石秀这两位，刚刚在不久前上山请求派兵打祝家庄时，差点被晁盖下令推出去杀掉。他们对晁盖纵然不怀恨于心，也肯定没有半点好感。这个任命，正是晁盖退出历史舞台、宋江独揽大权的最佳注解。
主流化改造与招安的豪赌
完成对祝家庄的艰险并购之后，梁山这个“暴发户”终于拥有了与主流精英平等对话的能力。而那些大大小小山寨的加入，对于梁山来讲，意义已经不是太大。尽管这些新加入的队伍中，有着史进、武松、鲁智深等业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可是，他们对梁山的发展，只是量变的累加，无法实现质变的飞跃了。
中国民营企业“暴发户”总要经历梁山这个阶段。发展到这一步，梁山创业期的草莽英雄们，固然余勇可贾，可是，确实也有点“跟不上形势”、上不了“台面”。这时候，就得引入外界的精英，比如弄个在微软、IBM之类大山头做过全球副总裁、中华区总裁的学历、资历、阅历都镇得住场面的人，既可提升企业在江湖上的声望，又可以在纳斯达克、香港、A股上市时添加几重光环，如果运气足够好，请来的这位不光外表光鲜，而且还是个有本事的“真佛”，那就更好，可以帮企业实现主流化改造。
对于梁山来讲，能够帮它起到主流化改造作用的，是呼家将的后代呼延灼、关羽的后代关胜、皇帝身边的高级保安部队头领徐宁、皇家后代柴进、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等。
梁山最终的主流化走上了颇受争议的招安之路。有人认为，宋江的招安纯粹是虚伪的，是欺骗、引诱那些精英们的一种说辞。而更多的评论家认为，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真招安。其实，宋江的招安，既是真招安，也是假招安。所谓真招安，是指宋江招安的行动是真；所谓假招安，是指他招安之心是假。
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极少有在一个山寨的规模时，就打出自己的旗号来宣布要夺皇位的。连元、清这两个部族政权，也曾有过对中原政权的表面“臣服”。即使是汉朝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这两个公认“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也是先在别人的旗号下发展实力，到羽翼足够丰满时再自立门户。其实，当年在浔阳楼上所题的反诗，是宋江惟一一次醉酒后的真情流露，“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说明，宋江的招安，不是他的本心，而是他的策略。
至于备受争议的征方腊之举，其实只要弄懂宋江的“招安”动机，就很容易明白。宋江招安不光是为了混个官位，而是为了积累实力，伺机造反。但要想积累实力，首先就不能让这支队伍被拆散，要使它招安后还能够在宋江领导之下发展，这就需要一个有力的借口，征方腊就是最好的借口。宋江的如意算盘是，像以往的历次出征并购一样，把方腊的势力也吃过来，纳入麾下，这样，他就有足够的实力和朝廷叫板。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拼了个两败俱伤，把自己的老本赔掉了。造反的本钱既然赔掉，那就退而求其次，混个仕途的发展，假招安变成了真招安，索性把“忠君”旗号打到底吧。作为一个输光本钱的赌徒，后来被仇人设计除掉，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走到这一步的企业，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旧的主流力量“招安”，要么就让自己成为新的主流，然后去“招安”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