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召开会议。这个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对正在进行的上述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
新华社的消息说，会议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此次会议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央政府将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作为未来的重要工作，而主要措施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秩序的规范。
现状：中国分配制度凸现六大矛盾
按劳分配“局限多”
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在我国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
按劳分配看似公平，实际上并不公平。原因在于这种分配形式的主体是相对固定的基本工资，而且工资的级别很多，劳动者要想获得高的收入必须经过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劳动者付出了多少劳动，做出了多大贡献，都要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地升基本工资。这种相对的平均主义分配倾向更加压抑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市场机制“缺公平”
党的十四大以来，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及分配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核心是效率优先，体现了市场法则。虽然制度兼顾公平，但是很多地方搞成了丛林法则的翻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分配体制内十分流行“能者吃肉庸者喝汤”的观念。最后竟然出现能者吃肉庸者汤也喝不上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社会保障的张研究员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亟需发展经济，效率优先毋庸置疑是对的。但是，当厂长年薪百万，工人月薪几百的现象持续很长时间，当东部地区实现小康而西部却温饱也不能解决，社会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城乡二元的“人为割裂”
我国的城乡差异是巨大的。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造成的。我国把大量的投资、大量的项目、大量优惠政策放在了城市。为了城市的发展，人为地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禁止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如此一来，城乡焉能没有差距。
城乡的二元格局现在已经显现出弊端，当城市的消费能力饱和，农村无疑将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之一。可是，由于农村的经济薄弱，只是现在还承担不起引擎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事实上分配不公的局面。
行业之间的“分道扬镳”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非常接近红灯区，随着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将面临着严峻挑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电力、邮电通讯、铁路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属于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而石油、石化等行业则属于自然垄断。惟有在这些行业打破垄断，才能实现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才能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保障系统“不系统”
张研究员认为，我国的保障体系建设了一二十年了，现在还是系统“不系统”。更重要的是，保障系统的欠账却越来越多。“到去年年底，据估计保障系统欠账有几百亿元了，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也是一个定时炸弹！”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说，由于我国的保障制度不健全，全国发生很多的保障资金被侵吞挪用，这是很可怕的。未来有可能出现人们出了事故没有保险资金来看病，人们老了却不知养老的保障资金从哪里来的尴尬局面。
分配秩序“有点乱”
“我国前几年的分配秩序杂乱无章，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张研究员认为，我国的分配秩序可以说蔚为壮观：有的公司老总年薪几百万，有的公司董事长工资开不出来；有的企业一年发14个月的工资，有的学校老师一年发8个月的工资；有的民工打了一年工最后领不到工钱，有的国家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巨额非法收入；有的在校学生兼了几份工作，有的家庭全家下岗待业；有的私营企业分配制度透明合理，有的国家支柱企业分配制度黑暗混乱……
探索：致力构建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经济学上所推崇的‘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中国知名的政治经济学者、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子标说。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今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比1。
收入悬殊在不同行业间表现尤其突出。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人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从2000年到今年，4年间行业差距又扩大了1.6倍。
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
待遇的落差诱使中西部大量人才涌入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中西部人才匮乏；少部分人集中了大部分的储蓄，也使中国广大的内陆尤其是农村地区消费不足，影响国内需求稳定增长。
福利：实行“阳光补贴”
过去，如果你问政府有多少资产，局里有多少“小金库”，一年发多少补贴，很少有人能够回答上来。不过，现在好了。山东省济南市正在探索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把这些问题都“改”得一清二楚。
今年以来，济南市实施行政管理体制综合改革，涉及全市资金、资产、分配、财税、机构、审批、统计、城管、投融资、机关事务等10个领域。以资金结算制度为核心，以资产管理制度为辅助，以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济南市一步步建立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筑牢制度防线，卡住腐败源头。“现在即使不发文件、不开会，纳入集中结算的资金，你想违纪都难。”鲍志强充满信心地说。
济南市政府资金结算中心主任张利介绍说：“资金管理制度改革，就是分配权归财政，使用权在单位，监督权在结算中心。济南市去年撤销了241个行政事业单位的655个银行账户。集中结算制度规范了单位的收支行为，管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见钱，杜绝了挪用、截留、挥霍等现象。去年比前年减少公用经费支出7300多万元。”
改革后，大家发放的补贴是多了还是少了？曾参与分配政策制定的济南市审计局纪宝华局长说：“改革后，两成多的单位福利补贴比以前发得少了，多数单位则比以前发得多了，改革让大部分人受益。”审计局副局长曲连璧更是深有感触：“改革前，我们也为职工福利伤脑筋。‘阳光补贴’制度让我彻底解脱了。”
改革：坚持效率优先
加速的紧迫性
在去年全国“两会”之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就开始着手起草一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见”。随后在今年初将初稿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专家中征求意见。
事实上，早在今年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到，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今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指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随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被更加重视，一个例子是，“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增加了“‘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表述，并将原先“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的“注重社会公平”前面加上了“更加”两个字。“效率优先”不会放弃
“在过去的收入分配制度上谈公平，因为是‘兼顾’就不好谈了，现在政策上的重视和体现已经呼之欲出了。”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说。
吴忠民认为，政府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上，比过去“仅仅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上了很大一个台阶”。“第一是把收入分配制度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联系到一起，这个基本理念确立起来了；第二是把社会公平与内需拉动相联系，因为老百姓普遍没有钱，内需是上不去的。”
与此相关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20多年的“先富论”，在“十一五”规划中也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
不过，来自发改委的专家杨宜勇提醒说：“现在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不是说以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放弃了，而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加重了公平的砝码。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不是偏重哪一方。”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我们现在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之一，不能轻易动摇。”
破题：加速市场化进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
一是一些资源性行业和事关老百姓“命脉消费”（如教育、医疗、住房）等行业的垄断和“权力市场化”加剧，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
其实问题不仅在于行政性垄断企业的高收入，更在于行政垄断带来的“负外部性”———垄断行业通过其无可替代的垄断地位成为掏空老百姓口袋和压榨中小企业的“提款机”。例如一些行业在涨价方面几乎无所顾忌，而所谓的价格听证往往成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遮羞布。
二是权力滥用现象没有根本性的力量制约，导致大量政府收入沉淀在地方甚至单位内部，没有进入公共财政体系。“费大于税”，财政部算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公款吃喝、公车、公款旅游和培训等支出。
对于公共权力，我们仍然未从根本制度上找到“驯服”它的办法，总结起来可能仍然是：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公众很难或不愿、不敢、不能监督。这一切充分说明，只要垄断不除，只要公共权力大到难以监督，它就会以各种形式与手段“与民争利、为自己服务”。
贫富差距扩大第三方面的原因，当然是公共财政体制没有建立，公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缺乏基本保障。虽然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都以远高于GDP增幅的速度迅猛增长，但必须看到，在一个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是不可能保证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用当所用”的。
如是，要从根本上破解国民收入分配难题，惟一的方向就是坚持真正的市场化道路，“要彻底取消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政府权力才可能透明，其有限的权力才有可能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制约，我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否则，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力量就只能疲于奔命、挂一漏万地去做“消防队”和“防暴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