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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体制转换的思路演进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比如列宁曾经明确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2页)“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5、226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纠正错误的正确方针,“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5页)。而“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页)

  三、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

  列宁最初是将新经济政策作为反危机政策加以实施的,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决策高层也不断地反思和探索,导致全党战略思想和整个体制的变化。在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要骑着新经济政策这匹骏马跨入社会主义,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应该看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绝不仅仅是政策性或策略性的调整和改变,而是一个模式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转变。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和道路。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给党规定的任务是:不要拉着农民走,推着农民动,而是同农民一道前进,使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照顾到农民切身利益,运用无产阶级特有的悟性,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前进,这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是新经济政策的主题。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1)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2)检验同资本主义的(既同商业的、也同工业的)(既同俄国的、也同外国的)竞赛。”(《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道出了新经济政策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其一,新经济政策容易同农民结合,易于被农民接受;其二,党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争。社会主义需要热情,但仅靠热情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还要将革命热情与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完全可以通过合作社途径建设社会主义。

  到1922年欧洲已经很难看到革命高潮。在欧洲革命没有爆发的情况下,俄国一个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吗?如果说能够在苏联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呢?列宁的回答是,在欧洲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苏联完全可以独自走向社会主义,但必须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渐进的、缓慢的特殊道路。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一个道路。列宁对世界格局的看法是,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与西方社会和平共处,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削弱对手、壮大自己的目的;而且列宁认为,苏联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会使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

  可见,列宁体制转换的思路演进是循着具体的政策层面、反危机的层面进而提升为体制层面,再到党的战略层面,最后达到十月革命道路的延伸层面。列宁的思想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是因为他追求自己的思想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其决策要最大限度地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一致。从实践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的上述改革取得了成效。到1925年,苏联工农业生产都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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