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一统制度”与国有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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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经济的历史传承 （一）1840年以前官营经济的历史传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传统农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最近10年研究的进展，说明中国在1840年以前的农业可以说是接近传统农业发展的顶点（这里所说的“传统农业”，是指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由于它的生产水平已经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在耕地资源难以增加的条件下，就部分人来说，可以通过增加占有和转让耕地的使用费来增加收入，但是从总体上说，众多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欲望，就不得不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兼业来实现。几乎可以说，从唐中期以来，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高于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人们对耕地的占有欲望就超过了对劳动力占有的欲望，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不同于欧洲封建庄园和农奴制的根本原因。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高于劳动力，而农业又是社会的主要产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的，并且吸纳人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费（即租金）就较高，这不仅使得大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经营更合算，佃农不得不接受较高的租金，从而只能靠尽量增加耕地产出和从事家庭副业以维持和争取改善生活；而且对贫农和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变，也不得不靠增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家庭副业来解决。这里还不包括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税赋不断加重的压力。因此，以雇农、贫农、自耕农为主体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就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而耕地单位面积上的高投入和高产出，则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并由此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即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流通交换制度和规模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文化等等。 大量农业剩余的存在，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既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5]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这种经济力量不是封建国家政权可以任意抑制其发展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6]便是生动的写照。因此，封建国家政权除了通过赋税、政治歧视等手段外，还试图通过官营、专卖等手段，将商品经济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正是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这一矛盾运动中，官营工商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官营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一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巩固以农业为主的地主制经济，而后者可能更重要。正如《盐铁论》所说的“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7]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的“重农抑商”、“强本抑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有区别的，它抑制的只是私营工商业，而官营工商业的发展则是完全符合地主阶级的总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 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影响和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停滞、衰退然后再进入恢复阶段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建立和巩固阶段、发展和昌盛阶段、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大规模战争和改朝换代阶段。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过度压迫和剥削政策导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荡（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外，经济和政治的兴衰的深层原因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即土地由自耕农为主的分散占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这种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败，另一方面则使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直至土地集中所引发的上述现象导致农民起义。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政府及民间引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由过去单一的地主占统治地位变成地主经济、外国在华经济、官僚资本占统治地位，由封建经济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这种经济形态又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二）1840-1978年政府的国有企业政策与工业化的关系。 由政府举办现代企业来推进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工业化的特点之一。因此，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的比重、地位和作用遂成为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中国近代以来政府大量兴办企业来推进工业化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统治时期；二是以“节制资本”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三是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国内外的环境不同，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政府的性质和效率不同，但是在上述问题上却具有不少共同点。 在清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工业化是从军事工业和与此相关的采矿交通开始的，“官办”企业表现为非常典型的“政企不分”，由各级官僚所把持。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在1927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以前的15年间，由于军阀混战和各级政府走马灯般地更换，国有企业基本上把持在得势的军阀和官僚手中，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政府政策和管理制度。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在理论上奉行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政策，利用战时经济政策和接收敌产，使国有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位方面，增长都非常快。1937年以前基本上控制了金融业，抗战胜利后又基本上控制了国统区的重工业和交通邮电，并在轻纺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49年随着国民党退出大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头三年，尽管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但国营经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却处于领导地位，并得到优先发展。1953年以后，大陆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底，在城市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基本上将私营工商业转变为国营企业。到1978年，仅国营工业企业在大陆的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就达到79%.不仅如此，在国营企业之外，也不存在与国营企业竞争的经济成分，庞大的农村经济由于“政社合一”而处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际上也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被称为“二国营”。在1949年底至1978年的29年里，国营企业承担了大陆工业化的主要任务。 比较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和1978年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会发现其国有企业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国有企业控制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2）政企不分。严重时企业甚至控制在有关官僚的个人手中。（3）国有企业在现代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普遍进入竞争性行业，并得到政府的优惠。 由政府来推进工业化，而由国营企业来贯彻政府的工业化意图，一般来说，在工业化初期固然资源动员力量大的优点，使工业化呈现出起步快的特点。但是与此同时，国营企业又增强了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力量，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后者对于一个王朝或专制政府来说，无疑是其巩固统治的重要资源。政府过度“包办”工业化、大量建立国有企业（即更多地从政治利益而不是社会经济效益出发），在吏治其较好的情况下，其结果仅是压制甚至窒息了私营企业，使工业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失去了迅速扩展的活力；而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其结果就不仅仅如上所述，国有企业还成为官吏们侵吞人民财富、维持其腐败统治的力量。 （三）1978年以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此后的23年里，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78—1992年的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善管理阶段（简政放权、利改税、生产经营责任制、承包经营）；1993—今年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抓大放小”为特征的收缩国有企业阵地阶段。 早在1978年10月，四川省就在6个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到1979年初，试点企业扩展到100个。1979年5月，国家有关部门在京津沪三市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大型企业进行试点，在利润分配、生产计划、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予这些企业部分权力。7月份，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后，下达了以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核心的5个文件，要求各地、各部门选择少数企业进行试点。根据国务院文件，全国共有1590个工业企业成为试点企业。上述试点，主要扩大了国营企业以下五个方面的权限：一是生产计划权；二是产品购销权；三是劳动人事权；四是资金使用权；五是外汇分成权。与此同时，国营商业企业也开始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1981年，在实现财政平衡成为经济工作重心后，为改变扩大企业自主权过程中出现的负盈不负亏、利润留成大部分转为消费资金的状况，扩大企业自主权演变为建立企业生产经营责任制。到1982年底，全国已有80%以上的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30%的国营商业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对改变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调动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时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对于结束1989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含混认识，重新确立改革开放理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三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改革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重点由过去的增量改革、产品市场改革为主，转向以存量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为主（即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转变政府职能，成为1992年以后改革的三件主要工作。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经过一年的酝酿，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设想，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今后应完成以下主要任务：（1）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3）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决定》计划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改革。由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和牵涉的问题多，所以虽然从1978年以来即开展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到1992年，改革不仅进展不大，而且因其经营管理机制转变滞后和产业结构体制缓慢，国有企业的状况更加严峻，政企不分、职责不明、产业结构不合理、历史包袱沉重困扰着国有企业，具体表现就是人浮于事、亏损严重、三角债难以清理。到1992年前后，在其它改革不断进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和问题的急迫，已经不能拖延。因此从1992年起，中共中央和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其主要内容为：（1）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独资、控股、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等多种现代企业形式。（2）调整产业结构，实行资产重组，采用合资、兼并、拍卖、租赁、破产等多种方式，改造和淘汰那些效益低、亏损大、无前途的企业，达到优化国有资产结构和提高国有企业效益的目的。但是由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同步，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同步。因此到1995年底，国有企业的上述改革仍然处于试点和局部推进的阶段。 应该说，经过近20年的摸索与实践，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所存在问题的“生理机能”和“致病原因”已基本弄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已经明确；同时，近25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为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组、改造创造了重要条件。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进一步明确了“抓大放小”改革思路，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 主要参考文献：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杨松华：《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出版社，200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1990，1993.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 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张丽曼：《从全能型政府到效能型政府》，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郭小聪：《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 吴太昌：《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武力：《略论工业化过程中政府角色的适时转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官办企业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 王玉茹等：《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 -------------------- [1]参见杨松华：《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出版社，2004. [2]请参见严仲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3]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7页、2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 [4]参见邹东涛、席涛：《制度变迁中的中国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分析》，《管理世界》今年第5期。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人民出版社，1975. [6]班固：《汉书。食货志》，第133页，中华书局，1962. [7]桓宽：《盐铁论》，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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