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电脑、网络、通视等技术的发达使得“在家办公”再次成为可能，已今非昔比。个人与社会只作形式的疏离，实质上的依赖反而更深、更广、更长久。那些通透的玻璃墙、引 到自家墙根下的公共甬道，或许便是这一时代背景在住宅外观上自觉的隐喻或自发的需求。

    不知是否有感于此，Richard Rogers 说：“今日对单独”物体“ 的考虑将被对物体间”关 系“的考虑所取代，”棚子“不再是一个静止的物体，而是动态结构。未来的都市将不似今 日般地以单独活动来区分……食衣住行等活动将在连续的、多样的、变化的结构中堆叠。” 而对于前文论及的住宅内部私密性的衰减再以及它的将来，这番预言似乎也同样适用。

    抑或，媒体对生活的无孔不入，久而久之，已使人们从最初的惶恐转为安之若泰。人们习惯了大明星小人物在电视上谈论自己的家长里短，习惯了在超市、银行、电梯等场所被人直接 、间接地监视。曝光不再可怕至少不再新鲜；对电子时代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而言，它犹为自然，甚至让人不无向往，因为可以乘机出风头。

    抑或，媒体时代的特征信息泛滥以至一个信息很快被另一个信息淹没恰好让人们的自我抒发变得安全？于是，那些敞开心扉的住宅，最终都变成无人理会的自言自语？于是，那 些无忌的住宅，就象无忌的精神病患者，对照这个匆忙得在任何一个时空点都没有办法稍作停留的现实世界，反倒有了出路，有了游离的意味，就象我们曾在那些避开永生在窗口驻守 的妇人的"堡垒"中获得的幻觉：哦，这是我一往无前的存在。

    而在西方，私密性与他们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但个人主义的恶果早在上个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便已初见端倪。

    对个人价值的护法导致责任感、牺牲精神等道德对人与人之间的关注的没落，名为自由竞争实为无组织的生产引发经济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诞生了个人主义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二战后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 则使资产阶级从内部泛出淡淡的红色。个人主义的信念不说岌岌可危，至少也发生了动摇。

    有意思的是，如果将上述一段因与果加以建筑学的转译，倒与日本建筑师的观点有几分不谋而合：当人们通过临街的一堵堵几乎无窗的墙对世界进行一代又一代的逃亡，在住宅与环境 的分界线上已找不出任何生的趣味，只有死寂。

    事实上，关于家庭，“最重要的一点是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脱离。正是由于这一脱离，人们才从公共领域退回到家庭中，进而产生将家庭结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并在家庭成员间建立 起感情的纽带。”换言之，只有具备了“从公共领域撤退”的前提或“为的是从公共领域撤退”的潜台词，人们才会注意到或发明出让家庭获得个体意义的“感情的纽带”。即如果将家庭视为目的表象，感情只是目的的附庸或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起因。所以，家庭 是一个无法自给自足的概念，“无法在（与公共领域——笔者注）割袭的状态下定义”。

    至于住宅，如果将住宅理解为家庭的容器，那么家庭的相对存在势必导致住宅的飘摇；如果将住宅理解为“睡觉，也许还做梦（莎士比亚语）”的地方，那么它依旧和旅馆没有分别。因 此，住宅也“只能在与其它事物的互补中存在”。

    总之，人们无法对“住宅或家庭进行孤立的、绝对的想象”。

    这便诚如马克思及其启蒙黑格尔所言，个人不能独立，自我意识的确立在于他人的承认。那么，必然促使建筑师对住宅与环境的关系寻求新的建筑语言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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