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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对联合国变革的影响:安南与潘基文之比较


    对潘基文来说,过多凸显自己的韩民族文化会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嫌疑,明智的做法是以亚洲文化作为自己的根基。潘基文也倾向于从亚洲文化中寻找支持,例如他喜欢使用“和谐”一词,喜欢强调谦虚谨慎、努力工作和以身作则的精神。他曾经用“太极”来解释处理外交关系所需要的技巧。可以相信,在潘基文任职期间,他会将更多的“亚洲因素”带入联合国,包括亚洲的政治文化和管理文化。同时,潘基文也会把更多的“联合国因素”带入亚洲。
    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对潘基文任期内的联合国与亚洲的关系抱有不同的期望。在离职前夕,安南在非洲论坛发表的讲话中说:“我相信,在由亚洲人担任的新秘书长领导下,联合国将借用亚洲的创造力、活力及团队精神来帮助非洲,对此我满怀希望。” 在发达国家看来,尽管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正日益密切,但主要国家对联合国的态度仍然是矛盾的,仍然坚持严格的主权观和不干涉原则,保持与联合国的距离。欧洲国家对中国和印度力量的上升感到担忧,担心在它们将钱用于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的时候,印度和中国通过联合国外的双边和单边行为,以更少的代价获取更多的利益。因而欧洲国家期望在一位亚洲秘书长的领导下,亚洲国家能和欧洲国家一样更热情地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主义,期望潘基文能在亚洲掀起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的认真讨论,提升亚洲国家对联合国的重视和参与。  
    另一种判断是,鉴于亚洲地区迅速崛起的经济力量,加上一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权力中心和国际组织中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潘基文的当选意味着“该轮到亚洲了”。虽然现在描述亚洲国家在潘基文任期内联合国中的作用为时尚早,也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潘基文能够在亚洲掀起一场关于联合国多边主义的大讨论,或激发出亚洲国家拥抱联合国的热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洲秘书长将为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提供更多机会,有助于提升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组织对联合国事务及全球多边事务的参与程度。中国不仅应该,而且也可能在亚洲秘书长领导的联合国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此中国需要对联合国的未来作用和改革以及中国的联合国政策展开新的讨论。
    总之,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作用是有限的,但如果把个人因素、领导变更对组织变革的影响考虑进去,作为一位新当选的、非联合国出身的秘书长,潘基文自然会给联合国带去一些新的变革理念和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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