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文献试图估计中国的储蓄函数，或者用新增长模型来探究中国的最优储蓄率。Wakabayashi和MacKellar（1999）分别估计了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储蓄函数，在估计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结果证实了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以及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观点，但是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负相关性更强。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将会使得中国家庭储蓄率面临向下的压力，并且预测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将从2025年左右开始下降。Lu和McDonald（2005）为了验证中国的储蓄率是否过高，使用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拉姆奇模型，来模拟中国在1998到2050年期间国民储蓄和生活水平的最优水平。如果中国当前的储蓄率是社会最优的话，那么该期间内的时间偏好率就非常之低（实际上为负），这就说明当前中国相对于当代人的福利，更加偏重于未来若干代人的福利，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储蓄率过高了。

    一些文献对于中国国民储蓄的组成和结构进行分析，同时对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进行探讨，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Kuijs（2005）通过对中国储蓄和投资的部门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通过进行跨期比较以及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发现推动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以及查明储蓄是怎样转化为投资的。其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企业投资率高于其他国家企业投资率的关键因素。中国家庭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水平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似（分别占GDP的7％和3%~4％），但是中国企业的投资率却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投资水平很高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在GDP中的比重过高（换句话说即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过低）。第二，高的家庭储蓄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国民储蓄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大部分的差异应该通过政府高储蓄和企业高储蓄（通过留存收益的形式）来解释。第三，当前只有1/3的企业投资是通过金融部门获得的，这一比率甚至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一半的企业投资是通过自身的留存收益进行融资的。第四，中国政府的高储蓄是政府收入上升的同时，政府开支显著下降的结果。中国政府也利用这部分储蓄为国有企业进行资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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