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写的是鲁肃与刘备的一段对话。鲁肃本想与刘备会谈取得最佳效果——“自结于东，以共济事业”，然而老成持重的鲁肃含而不露，摸清对方意欲如何，再作计较。当得知刘备所想之后，便立即陈述东吴优势，点出吴巨“岂足托乎”根由。一优一劣，对比鲜明，作何选择，不言而喻。文章用“备甚悦”三字表明刘备透彻理解鲁肃话意。若鲁肃不这样与刘备会谈，那效果当作别论了。鲁肃主动创造和谐氛围，平等地与刘备商讨，体现了鲁肃友善和坦诚性格，同时也反映出他过人的外交智慧。

    这之后写的是诸葛亮与孙权的会谈。刘备“新败”，“遁逃至此”，诸葛亮完全明白自己处在什么地位。为了这次“奉命求救于孙将军”的外交活动的成功，他必须不卑不亢，始终占据主动。于是他先发制人，与权相见后，就总论天下局势，客观分析孙、刘、曹三方面情况，紧接着连续两次反激孙权，使得孙权从根本上断绝与曹操的关系，这就取得了会谈的初步胜利。但联刘问题还未解决，于是诸葛亮趁回答孙权提问之机，将刘、曹对比，说明刘备军力仍很雄厚，而曹操存在着兵力（“远来疲散”）、战术（“不习水战”）、军心（“非心腹也”）等致命的三大弱点，不仅保住了刘备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彻底消除了孙权在联合问题上的疑虑。接着推测建立孙刘联盟必然产生一个接一个的美好前景，从而使孙权在主动断曹后又树立了主动联刘的思想，取得了会谈的彻底胜利。诸葛亮用心良苦，他的话语重理性分析，重事实证实。孙权能发“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的誓愿，最后又有“大悦”的反应，全是诸葛亮言辞所具强大的征服力作用的结果。

    曹操的话语是在“遗权书”中。虽然只有三十个字，却显其杀气腾腾，骄横狂妄，气焰嚣张。即使人物的言辞很短，作者也不放过写理由写事实。在短短的两句里，写有一“理”（“奉辞伐罪”）“二事”（“刘琮束手”与“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将曹操的狡诈性格反映出来了。写张昭的言论，也是重视写理由写事实。张昭先说明曹操的本性与为人，作为提出“拒之，事更不顺”的依据，为后面提出“不如迎之”垫底。接着，指出孙权优势已失，而曹操优势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见。这样写理摆事，使张昭言论更具迷惑力。这从孙权“独不言”的神情和“起更衣”的举止完全可以看出来。

    听了张昭的讲话，孙权很不痛快，借故走出议事厅。鲁肃唯恐孙权改变主意，立即“追于宇下”，对孙权讲了一段话。在情急之时讲话，他也是理据在前，结论随后。他直言“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点出了要害，作为“不足与图大事”的因由，使得孙权的心情稍稍安定。接下又向孙权对比分析“可迎操”与“不可”的两种人绝然不同的前途，设身处地，推心置腹，进一步劝权“莫用众人之议”，达到坚定孙权抗曹决心的目的。言辞恳切，充溢着对孙权无限忠贞之情。

    最后写的是周瑜对孙权讲的两段话。白天（公开），周瑜讲的也是“不可迎”。不过，所谈与鲁肃不同。周瑜是在分析了曹操在政治上的不利（“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和分析了孙权在环境、威望、兵力、人才方面的优势的基础上得出“不可迎”的结论。这之后，他又分析指出曹操“冒行”“数者用兵之患”，同时向孙权作出破曹许诺。从而激励了孙权的雄心，使他毅然摈斥了迎降的主张。夜里（私下）“复见孙权”，针对曹操“遗权书”中所言，分析曹操来犯的实际军力（“不过十五六万”）及其弱点（“疲病之卒”、“狐疑之众”），并再次担保破曹，从而消除了孙权在抗曹问题上最大的疑虑。《赤壁之战》中周瑜的话，点点在情合理，句句掷地有声。作者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生龙活虎，雄姿英发、气势非凡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形象。

    《赤壁之战》，以写对话取胜。作者用人物对话来展开故事情节，把人物放到内外部矛盾斗争的焦点上来刻画人物的语言。综观全部对话，可以看出作品中的人物在对方面前，极尽所能，为了各自目的利益，力求所言理正据足。正因为这样，客观上他们的言辞尽透出自己的情态与性格。从文中的人物的语言描写来看，司马光也是匠心独具，设计精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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