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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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体论。 80 年代的本体论热无疑使得人对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有了深度了解，而 90 年代的反本体论者却对深度意义加以尽情嘲弄，整个时代氛围从神圣而带有某种悲剧精神的生命意识探索和反省中游离出来，人在现实面前变得无所谓轻重。进而发展到似乎只有对神圣化的精神、灵魂、未来加以彻底消解和亵渎，才能终结历史、抹去深度，麻木自己的心性。于是，在强调血肉之躯的欲望，鼓励绝望无奈和对世俗大众写作的认同中，人们发现了真实而世俗的人生那卑微而有效的意趣。就此，本体论变成了一种可笑的过时晚装，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的彼岸，成了人面对其自我镜像时的一种晕眩。本体论在“致命的一跳”中终于因“致命”而成为不可能的。 泛审美文化的兴起。本体的消解和方法的逆反即解构，使得美学成为了“反美学”，由 80 年代的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 90 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泛审美文化”终于使纯美学研究寿终正寝，而成功地开辟了一片遗忘了历史并消解了历史记忆的“空场”，在这个空场中，反审美者以个人化描述的方式对生命淤积物和世俗生活加以重新涂抹———不仅是对理想、意识的重新描摹，也是对语言、语词的叙事方式的重新描摹。反美学终于使美学丧失了纯粹诗意而蜕变为一种现世纯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说。 城市文化热。与寻根文化背道而驰的“城市文化”热，其关注点不再是面对过去历史厚重感的表达和生命本真意义的反省，而是对城市的平面化、喧闹化、话语的流动化和未来问题的风景化的一种呈现，于是，城市民谣、城市小说，都市消闲文化的兴起，成为九十年代文化风景。然而，这种或多或少丧失了历史心性和价值根基的都市文化，尽管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中，在高科技的运作中，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中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废都”式难题。于是，精英文化在废都式的性文化、变态心理文化的夹击下，使 80 年代的“灵魂拯救”主题走向了 90 年代的“表征危机”，寻根意识成为一种“虚幻的承诺”，希望变成了一种永远不可能臻达的“苍凉的手势”。在社会的互动中，在社会的经济热潮和个体的麻木神经中，人终于从有名、大写之名走向了无名和俗名。 不难看到，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现的转型，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种历史转型的“症候描述”，是基于个体心性意向的学术良知的描述，并不能也无意构筑所谓的时代热闹的进化气象。这种知识社会学式的描述决不指望被当作历史年鉴对待，而只是期望具有某种社会症候透视的意味。说到底，这只是自己通过所设定的“文化研究”视角对某些当代核心问题加以反省而已，这种反省仅仅具有一些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加以剥离的人文叙事的意义罢了。 三 九十年代文化转型的深层问题 90 年代全球处于后冷战时期，它在破除了“冷战神话”即两大政治集团的长期军事对峙和文化对峙以后，又破除了“政治神话”和“意识形态神话”，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政治性思维作为国家民族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际间的阵容和各种利益集团。世界出现了重新组合，多元多极权力构成新型的“后冷战时期”。然而，当今世界在破除上述“三大神话”后，却又不期然地重建了“新三大神话”：“当代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和“经济金钱神话”。这三种神话在虚设幸福乌托邦的同时，埋下了未来社会的无穷问题和现实阴影。 其一，当代科技神话的无价值之承诺。 90 年代的科技神话是以 1994 年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 95 年风靡全球的英特网， 96 年电脑热， 97 年“克隆”羊多利的出现而推向高潮的。 信息高速公路是“后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它以其迅捷方便和时效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消遣娱乐方式，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信息高速公路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包括信息泛滥，信息垃圾，网上黄毒等，导致精英文化在信息网的传播中受阻，大众文化日益泛滥。而且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和英特网上的主导语言是英语，又造成非英语的其它语言遭遇交流的障碍，因而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后殖民形态。加之，信息的过分芜杂和私人化，使得现代心灵疾病如孤独寂寞及所谓的“电子综合症”———精神幽闭、意识抑郁，只能在虚拟时空中与人交流，其自卑远远超出以往所有时代。电子信息的高速度快节奏，使人们以时间的瞬间感和当下性逐渐取代了历史性，平面感逐渐取代了深度感。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实在的现实交互关系，转变成一种互不谋面而仅仅依靠电脑网络信息问答的冷漠关系。当代人尤其是跨世纪的一代年轻人的心灵，变得甚为脆弱。 科技神话的另一方面即“当代生物工程”。 1997 年 2 月 23 日报端披露，世界上第一只由动物细胞无性繁殖成功的雌性小羊“多利”诞生，并且，在理论上这种克隆技术同样可以克隆“人”。因此，科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广大民众都因“多利”的出世，而对克隆技术的正负效应和人类未来的前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坚持价值诉求者认为，这将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因为克隆的结果将使人丧失人伦和道德，变成可以随心所欲、批量生产的“非人”，将使“人的历史”模糊不清，代与代之间的多重亲属关系彻底沦丧，人变成非情感性非理性的人。有些宗教人士更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干扰，是同上帝的对抗，是将使人类在世纪末遭到一种神秘力量报复的“看不见的手”。而科技领域的非价值态度却认为，克隆技术可以为假肢再造、内脏移植等手术提供宝贵资源，可以促进医学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谋取福利。但这种看法也引起其对立面的质疑，即关于“克隆人”与其“原本人”的伦理关系，以及克隆人本身的“人权”问题。可以认为，技术中心主义的非价值的观点恐怕依然只是一个美妙的幻想而已。 在我看来，克隆技术确实是重要的人类本体存在性事件，它在世纪末出现，必将引起当今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深层思考。因为这种无性繁殖也许在科学上具有若干的实验性意义，但在人伦、道德、历史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处境，以及关于人类自身生活的质量等若干价值问题上，都有诸多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克隆技术是一种“风险技术”，克隆所造成的文化是一种“风险文化”，它可能会为人类治疗肉体疾病带来某些突破，但对人类的素质以及思想和灵魂的提升，却有可能是一场永远做不完的噩梦。在科技神话的辉煌和巨型想象面前，人文价值诉求者必得保持相当的清醒。因为说到底，科技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世界的价值归属问题。 其二，现代化神话的全面遮蔽效应。处于世纪之交的节点， 90 年代无疑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迭加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点在当下体现得相当鲜明。由于“现代化”成为全民致富脱贫、加入世界“富国俱乐部”和振兴图强的重要途径，而成为 90 年代最时髦的口号。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付出并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确实改变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到当代人作为个体和群体的方方面面。人们不仅从自己的思维角度、价值观念、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跨国语境来理解现代化，也从社会阶层、法律制度、现代科技，甚至宗教心理层面去理解现代化。在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点上，即全球化（普世性）和私人化（身体性）方面， 90 年代表现得尤为充分：一方面与国际并轨，积极加入世界的通行制度体系、基本观念和文化科技的总体行列，已成为全民和政府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在多极化世界、多元化文化与私人化言说方式和倾听方式中，却又保持了与那种普遍性、共通性相反的私人性和个体性。于是，“制度性反思”和“身体性反思”，成为现代性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现象。 “现代性”在中国要与“前现代性”即所谓传统连接，同时，在与国际并轨时又要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后现代”思潮谋面。因此，在 90 年代的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一处，出现了时间、历史、空间、地域、价值、观念多方面的错位，引发了若干文化论争和混战。 现代性的极端怀疑原则、自我反思体系和自恋情结，都在中国 90 年代出现，尤其是由于时间和日常经验的断裂，专家系统成为现代性的价值法码和基本标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专家所控制、制约和分割。可以说，对专家的信赖是出于对风险的认同，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微不足道，感到自己在这些色彩斑澜的板块中对种种突如其来的流行和新潮的不理解，以及对自身知识陈旧有限性方面的怀疑，促使其迫切需要听从各种专家从多方面进行的“权威”解说。然而，后现代时期又是怀疑一切，消解权威，使主体成为按自己意志去处理一切的独立孤独个体时期，如此一来，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变得相当可疑：既自恋又自卑，既狂妄又怀疑，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又承担着后果和风险，既对科技发展和自身享受到的科技成果心旷神怡，又对高科技的未来发展可能毁灭人类有一种先行失败的生存焦虑。 90 年代的中国正是这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的内在阐释焦虑，同时也形成对西方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空前的阐释焦虑。当然，生态灾难和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电子媒体的全球化体系，大众传媒的世俗化影响，都使个体经验和心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裂变。于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重新在现代化社会中获得自己的新经验和新技能，为 90 年代各种补习班、技能训练场所（如炒股、驾车、考托、转岗培训等）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尽管这类别无选择的选择所获得新经验与心性价值不再有内在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现代性”有了更清醒的看法，对它的正负面效应也有了深切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高风险的时代，个体生存的问题、自我存在的政治风险、制度化风险、世俗化风险、金融风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以及自我的无意义感，生命的无力感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每个现代人。人们又回到生命和自我的轨道，对禁欲抱有一种先行的恐慌，而注重无边的生活质量，重视物质性生活资料的高层次，过去那种浪漫理想的政治热情迅速淡化，人变得务实平静和老练了许多，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现实了许多，也冷漠了许多。 无疑，在这个“知识转型”和“技能再生”的时代，经济生活成了现代性生活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过去尤其是 80 年代那种把文化置于所有问题之上的终极目标，甚至将宗教作为一种终极性追求，在 90 年代的世俗化生活中已经日益淡化而飘逝远矣。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肉身存在状态，重视运气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己的生命、性和在现实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孜孜以求现实身份尺度的“达标”，注重自己生命迁谢中在世人前炫目的若干仪式。这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确实是一种逃避风险的方式，但是，也使今天的人无聊和无奈了很多。 对身体的过分重视，“跟着感觉走”，使 90 年代的人比 80 年代更少了一份沉重，一份负罪感、羞耻感和社会价值的焦虑感。 90 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失去了思想这一居所时，身体成为了日趋高度现代化的权力持续不断加工和消费的对象。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三，金钱经济神话成为市民心灵的巨型神话。 在 90 年代，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成为当代人生活辞典中的“关键词”。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用金钱寻找失去的梦，而盼望随后也富或富不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纷纷下海，于是，“下海”成为 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如雷贯耳的词语。有人下海，却淹死在海中；有人下海与狼共舞，终于锒铛入狱；有人下海回头是岸，但学术早已离他远去。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勤劳而难以致富？为什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路途中知识不能成为支持自己收入的可靠来源？为什么弄虚作假却能在这个法制社会中屡屡得手？为什么权钱交易使一些人能随心所欲地瓜分国民资源？于是，人们再次将眼光投向了对“现代化代价”的审视。 不难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中国长期积累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进入市场参与分配，成为权势者的角逐的对象，权力和经济的交互式粘连，使“看不见的手”从市场自由竞争之手，一变为“权力之掌”。如何从官本位的政治社会转向市场化的市民社会，使经济具有当今中国的公正性原则，并真正进入到现代的文明和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可以说是殊为重要的。 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所衍生的长时期体脑倒佳，当代中国富裕起来的人处于难以言说的精神空虚变态之中，而在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却有若干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他们仅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却付出极为艰辛的智力体力从事前沿科研。他们的知识不能得到社会的平等回报，因而 80 、 90 年代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切菜刀的，大学教书写书的不如校门口卖书的”当代之怪现状。不妨说，在现代化的辉煌神话的 90 年代中，却隐藏着数不清的这样的闹剧和悲剧。 在此， 90 年代文化心灵的深层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在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经济金钱神话中，在西化与跨国资本的参与中，在权力对于经济的介入中，当代中国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理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财富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 90 年代确实是一个转型时期，无论是文化、科技、知识的转型，还是政治、权力、经济的转型，都使中国一步步并入全球化的轨迹，再也不可能闭关锁国而独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参与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这个世界充满了生存风险和自我身份焦虑，也充满了东西方社会的互动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性。进入这一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就意味着对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只能通过面对现实的反思和艰苦实践去加以清理和解决，除此别无他法。 在“转型”成为时髦词时，我们当然应该审理其有效性及其有限性边界。在我看来， 90 年代的“话语转型”，就人文科学而言，已然由浪漫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诗化思想转向了保守主义的世俗化的非诗意思想；就社会科学而言，也从 80 年代的重视人文、历史、政治转向了重视法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经世致用的学科；就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说 80 年代重视的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强调的是意义启蒙时代的“机械复制”，那么 90 年代则进入了“生命密码复制”和“数码复制”时代。这种全面转型的机制及其结果，实在是值得各方面认真地加以审理的。比如，对技术中心主义而言，这些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在自然科学高视阔步的今天，它不断地质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但却没有思想家去质疑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合法性。这本身合法吗？ 对技术主义的完全肯定，让所有的警世之声都如过眼云烟，这个世界就太平无事了吗？技术中心主义使科学精神对未知的探索变成对未来并不美妙的前景的展望和延伸，在技术官僚的独断与人文价值的微弱声音的反差中，我们可否问一问自然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合法性呢？同样，对文化转型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经济转型问题，乃至法制问题、民族问题、后殖民问题中的正负面效应，均应该深加剖析审理。否则所谓“转型”，则有可能是一种新一轮的钟摆式的低水平重复。 面对 90 年代层层叠叠的深层问题及其问题审理，我只想说，在世纪的间隙中，人们在全面的话语转型中如果轻松地告别了人文价值的沉重，而乐此不疲地进入非价值的平面化轨道，那么，就终将遮蔽真正的问题并丧失前沿问题意识，并必将使“新世纪蓝图”变得空泛而难以确认。直面各种“新神话”，打破学科专业对思想的钳制，对当下和未来的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实在是转型时期学者存在的最直接的合法性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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