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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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族文化传统有了某种隔断，传统文论也包括在内;当时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就是作为对传统文学和传统文论的一种克制出现的，是在已经解体的封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文论丧失了某些功能的情况下作为它的替代物引进的。我们在前文说，传统文论自身内部具有开放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因素，那么，一般认为五四时期传统文论只有隔断而无延续又怎么解释呢?其实，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人们经常举这样一个事例:虽说五四时期是一个全面抨击传统文化的时期，但人们在对多种多样的西方潮流进行选择时，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传统文化常常是暗中左右选择的重要因素，例如周作人在读到西方表现理论时便会自然联想起“诗言志”，茅盾在读到有关社会背景与文学关系时，就会自然联想到儒家的《诗大序》13 。这个例子表明，即便在大动荡、大抨击中，在似乎是一概否定传统文论的思潮高扬之时，对传统文论的理解主体来说，其身上所有的传统文化、传统文论的因子，并不是像物体一样想拿掉就可以拿掉的，对外来文化、外来文论的汲取，也不是像物体一样想放进去就可以放进的，这种抛弃与汲入亦有其规律可寻，这一方面要看理解主体自身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程度如何及接受如何，另一方面又要看其所做出的选择是否符合整个社会的走向、是否符合传统文化自我超越的走向、是否符合传统文论自我超越的走向。 另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文论家在移植与解释西方现代主义运用最多的概念如“象征”、“意象”、与“隐喻”、“暗示”时，常常与传统诗学中的“比兴”手法相融通，这就是传统文论在暗中支配人们对新的外来的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是“比兴”范畴开放性的表现。“比兴”历来就处于一种意义转换中意义有所增殖的状态，如今现代主义的概念的加入，人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比兴”这一范畴就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正是传统文论自身具有某种开放性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个例子是，“五四”时期对“文以载道”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批评家并不因此而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关键问题是“道”的重新定位，否定封建的“道”，而提倡文学“载”新时代的“道”。在当时，赞成现实主义的作家文论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拥护浪漫主义的作家、文论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对立之中的一致性在于，都着眼于文学的目的与作用，都提出“文”总要有所“载”，这也是传统文论在暗中支配着人们在范畴方面的价值选择14 。 假如说上述例子都是属于传统文论的巨大惯性在暗中支配人们的选择，它只表明传统文论中开放性、自我超越性的力量;那么，五四时期还有文论家主动选择传统文论中的某些东西来对抗传统文论的情况。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末反传统思潮联系在一起，有意识地到传统中去寻找新变的种子，为现实的变革寻找一种历史的依据15 。这表明五四时期的文论家已有这样的认识，以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与洞察，做出了彼时传统文论“当代化”的努力。 五四时期是激烈反传统的时代，尚且有如此的传统文论“当代化”以建设新文论的表现，可是由于社会动乱等历史原因，这种“当代化”的比例较小，也未有较为充分的展开，但是，这种情况已经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给我们树立了一定的自信，即传统文论的“当代化”是具备可能性的。 四 传统文论“当代化”的路径在哪里?其如何实现“当代化”?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即我们要继承的是传统文论的精神。传统文论付诸文字、写在文本里的那些有形的理论，是针对其所处时代提出的，是有特定的实践针对性的，就不能不受到历史和认识条件的局限，具有相对的性质。至于传统文论的精神，那些超越时空局限、具有普遍指导的内容，包括其所运用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开放性以紧密联系现实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路的精神境界，虽然未直接体现在字面，是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我们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并非照搬其范畴、话语去解决当前的文论问题，那将会适得其反，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让我们变得像遗老 遗少般贻笑大方。 因此，实现传统文论“当代化”，除了对中国社会和当前中国文学现实的本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与判断外，还要发挥传统文论中特有的开放性与现实性精神，以创新的态度延续与增殖传统文论的内涵，对于后者来说，就是认真解读与仔细领会传统文论，企望能够从它与当时实践的特定联系中去领会它所蕴涵的普遍性内涵。具体来说，我们的工作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该改进我们的文论史研究，加强我们与传统文论的对话。当前，我们的文论史，或以人为单位，或以问题为单位，还是文献学的文论史。以专人的叙述为主，全力笼括该人的所有文论言论，解读分析;以问题的叙述为主，全力笼括该问题的所有论述文字，解读分析。这种文献学的文论史，以详尽的资料与忠实于原著的解释，是在还原与复制历史，避免了主观随意解释古人的弊病，但文献学的文论史，也泯灭了我们立足当代的旨趣与视野，扩大了我们与传统文论的历史间距，传统文论终于成为历史。如何突出传统文论在特定实践段落中特定的含义以表现与彼时当代现实的特定联系呢?即彼时传统文论的“当代化”如何呢?我认为，应该强调“单位”意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提出历史研究的单位这一问题，其《历史研究》的《绪论》就专论“历史研究的单位”，他认为，所谓单位，就是“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他又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有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界限”16 。比如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本·卡文敦《通史》提出“人类社会”，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天国》提出“宗教”，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历史哲学》提出“民族”，现代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文化”，而汤因比提出“文明”等等。所谓“单位”，其自身应该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内在构成的诸方面都自成段落，即时间、空间，还有能够自行说明的问题。我们借鉴历史研究的“单位”意识，把它转换称之为文学批评模式，这首先就是一个如何按照当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现实发展来整体性阐说与论述文学批评史的问题，阐说与论述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也就是说，某一时代的某种观点是如何提出来，又是怎样经历了批评实践，又是如何回到指导创作的某些理论的总结;或者某一时代是如何从评论作品的批评实践出发，总结出指导创作的理论，又如何回到指导创作、批评作品的实践中来。这就是文学批评在某一时代自起始至结束的过程，它自身走完了一个圆圈又将踏上新的历程，我们把这一个个自足的过程称之为文学批评模式。文学批评得以实行，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批评对象的确切、“理论原则”的坚强、批评方法的选择、批评目的设立以及如何实现期待中的批评效果，上述诸因素构成了某一时代的批评模式。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批评模式，表面上看，每个时代的批评模式都是以“理论原则”为核心组成的，实质上“理论原则”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期待中的批评效果构成为一个整体，是相互作用着的，任何要素都不可能脱离整体而独自有所改变，每一时代的批评模式是文学批评发展至某一阶段的自身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批评家顺应了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必然，又推动着某种批评模式的出现并竭力使之丰满与完善，并期待因其批评的全面展开来实现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规范。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旧的批评模式或许不曾过时，但它已不为时代所热切关注，或许它已经过时，其整体或部分已不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乃至成为阻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桎梏，于是人们更有迫切愿望寻求、建立新的批评模式。新的批评模式取代旧的批评模式而占据主流地位，它会在汲取旧的批评模式的某些要素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旧的批评模式或消亡，或仍与新的批评模式共存，被有些人使用着;或有人使用别的批评模式，但这些都不妨碍占时代主流的批评模式的运行。可以这么说，一部文学批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批评模式的历史。 这样，就把以往文论史单纯描述现象和记叙历史转向对理论模型的研究，把各个表面上不相关联的原理、范畴、演进过程等等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勾画出来了。于是，为建构传统文论的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并期望通过如此整体性的论述，揭示出过去时代传统文论是如何实现彼时的“当代化”及具备“当代性”的，为促使传统文论“当代化”以构建当代文论提供一种借鉴或范例。 其次，在与传统文论对话的同时，坚持与生活实践的对话。我们只有具有对中国现实文学活动本 质的洞察，才会有理解传统文论进而挖掘与发挥其“当代性”的立足点，对现实文学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资料的系统学习和掌握应该是同步的，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在与现实文学生活实践的对话中，才会发现当代社会这一特定实践中的文学问题，在把握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质和研究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我们的传统文论，在每一个时代都提出过特定实践中的原创性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生生不已;传统文论实现“当代化”的关键之一，也就是能否就当代社会这一特定实践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再其次，就是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应该看到，解放以后我们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与结合在某些方面曾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传统文论强调从政治、伦理诸角度来展开论述，而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二者在这方面的某些重合，使我们的传统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某一时间内有着通畅的对话与某种程度的结合。这是我们传统文论与外来文论对话的成功例子，在这种对话与结合中，丰富了我们传统文论的内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涵，相得益彰。当然，上述情况只是传统文论构成之一，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关于文学本身建设方面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如典型理论，虽然在一段时间我们有盲目的依从一面，但如今我们亦能提出其适用的范围及某些不足之处。 与西方文论对话的第二方面是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用西方文论的某些观念和话语来生搬硬套阐释我国诸种文学现象，当然是不可取的。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应该是我们与西方文论对话的榜样，比较其异同，以西方的智慧弥补我们的传统文论的不足，寻求能帮助我们创造原创性理论的东西，结合我国的特定实践使西方文论与我们传统文论有一种结合。 传统文论要实现“当代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除前述面临西方文论的挑战、面临与马克思主义更深切对话的挑战外，我们更面临着当代社会对传统文论自身的挑战，举一个例子讲，即便是传统文论整体性的特点，在西方深受关注，但我们亦应看到与整体性相对立的分析就在向整体性提出挑战，随着社会的发达，分析的优点越来越被深受传统文化整体性特点熏染者所赏识，分析也在现实的文学批评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实，在深刻分析的基础实现整体性，有时我们的前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当刘勰对作家风格提出自己的判断时，如《文心雕龙》的《体性》篇、《才略》篇所论，这些结论是以整体、综合的形式出现的。但刘勰是怎么得出的整体、综合的风格结论呢?一是运用“见异”的批评方法，“见异唯知音耳”，“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他说鉴赏与批评的关键就是要看出作品的卓越精彩之处，“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嘹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见异“是个“深识鉴奥”的工作，是需要下大气力、下大功夫的事（《知音》）。由“见异”，刘勰得出了《上林赋》“繁类以成艳”（《诠赋》）、贾谊“文洁而体清”（《体性》）之类的结论，谁说这有思辨性?谁说这不是即兴、印象或随感呢?谁能说这不是整体、综合的一种阐述与结论呢?但刘勰又有“六义”、“六观”、“三准”等批评过程与批评标准，可见他也是对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解析的，只不过他未把解析的过程一一叙写出来，而只是直接把结论写下来。讲求整体性的传统文论尚且如此注重分析，我们继承传统文论，促使其“当代化”，怎能不在这方面加强呢? 文化有继承性，文论有继承性，传统文论在古代深入实践生活，起过积极的作用;传统文论实现“当代化”，是建立当代中国文论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潮之中，此时此刻，中国文论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机遇，我们一方面要认真清理、解读、分析前人留下来的丰富的传统文论的遗产，一方面要立足于当代社会的旨趣，以洞察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眼光促使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论的建立与成熟，使其在深入当代文学实践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完成这重大的使命，真正实现传统文论的自我超越，真正实现传统文论的“当代化”，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们的传统文论前途无限，我们中国文论前途无限。 注释 ①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②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14-15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叶朗对他人观点批评时所引用的。 ⑤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⑥鲍桑葵《美学史》2页、3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⑦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159-160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⑧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32页。 ⑨参考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254-259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⑩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9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84页。 12见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载《文学评论》今年第2期。 13 14 15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版。 16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1页、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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