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的外部特性和足量有效性相结合导致了“合作投资”的产生，很自然地它为政府干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当然，私人社区也能尝试进行自我合作投资。如果该社区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财富，那么这种合作操作起来就会略微容易一些。社会资本按这种方式自我发展的观点为上文中提到的社会资本的复合性均衡提供了理论支持。道德和语言这样的异质性等影响合作的因素同样会妨碍个体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假如某些个人具备歧视意识，而且经常没有兴趣在异己的社会圈中交往，那么这种类型的异质性就会使那些具备歧视意识的个体干脆打消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念头。

　　既然政府有影响、干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那么谈论什么是政府影响个人投资决定的首要手段就变得很有价值。显然政府可以采用影响私房房主资格或社区永久性的措施作为政策工具，但是这些政策工具实施起来成本相当高，而且没人能保证政府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对教育施加影响也许是政府最有力的政策工具。如果社会技能首先是在学校培养的话，那么在12年里（大多数美国和加拿大人在公立学校里度过的时间）政府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影响并控制社会资本的形成。值得再次提出警告的是政府很可能把事弄糟糕，而不是做好。

　　二、社会资本和私人动机

　　文章在这部分叙述的是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一些基本事实以及社会资本投资基本模型所引出的一些预期。在这里首先讨论的是个人在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它可能是在个体水平上衡量社会资本的最佳手段。

　　有关社会资本的调查文献主要集中在两类问题上，第一类是关于诚信的问题，比如它问道“总的来讲，你觉得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或者你原本就不会太小心注意与他人的交往？”第二类是围绕个人所从属的非专业性组织的成员资格的问题，集中起来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变量（总称为个人成员资格变量），通过研究这个变量我们也可以发现个人所从属的不同类型组织数目。

　　1.可预期的财富期限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显示社会资本投资的预期期限如果缩短，社会资本投资量也会相应减少。选择社会资本投资函数方程式的变量参数（包括贬值率、迁移可能性、余生长短）的理由都是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去估量社会资本的贬值率，尽管它对于未来的研究是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估计个体可预期的迁移概率去衡量预测未来两年里个人离开社区的可能性。计量判断这个迁移变量需要收集个体的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成员中十几岁少年的数目（这些都是预测人们迁移的最可靠因素）。

　　在格拉泽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里（Glaeser，etc 2000），通过仔细观察迁移可能性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统计数据的负相关值为-7.5）。迁移可能性上升20%，个人拥有组织内成员资格的数量就会下降15%.那些具备较高迁移可能性和丧失社会资本的人均不太可能投资于社会资本。还有一点，通过仔细研究个体在社区居住时间的长短确实也能够估量预测社会资本。

　　也许社会资本伴随人的生命轨迹演变的特征更显著，它随着人年龄增大而起伏变化。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发布的研究成果中认为，40多岁的人愿意成为某组织成员的人数比20多岁的人多56%，比超过60岁的人多60%.年龄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就像理论所预计的那样可以用一个清楚的倒“U”型曲线来描述，也就是说人们起初积累社会资本财富，到达峰值后再合理地让它逐渐损耗。

　　2.社会技能效益

　　模型的第二层隐含的意思是那些从事较多社会接触职业的人更愿意在社会交往方面进行适量的投资。笔者并不十分清楚每个职业的具体社会回报数量。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的调查研究里形成了一个各职业社会效益变量的目录单，借助目录单对各职业的社会性进行排序。事实上，这和我们对各职业社会效益的大致印象十分吻合：社会性最弱的职业是“纺织业编织技工”、“纺织业卷线技工”和“出纳员”。社会性最强的职业包括内科医生、牧师和警察。

　　非专业社团组织和职业的社会性存在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在社会性最弱的职业里，其人员获得会员资格的社团组织平均数为1.06，而在社会性最强的职业里，这个数量指标为2.事实上这种关联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对于职业的社会性这个变量有人怀有这样一种担心：并非社会性的工作导致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是成员资格决定了社会性工作的开展。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的实际意义，我们来观察一下父母亲职业的社会性对其子女的影响。这种对社会性的衡量方法既能够和个人职业的社会性紧密相连，又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层次水平。这项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确实是职业决定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不是相反的结论。

　　3.私房房主资格

　　我们发现私房房主资格和内容广泛的公民权变量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依存关系。例如，私房房主参加的非专业社团的类型数量平均比非私房房主多0.253个，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15.3%参加当地的选举投票。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出6%参与当地社会问题的解决。私房房主们也必然更多地去教堂礼拜和拥有枪支。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具备私房房主资格本身不能导致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房主的类型千差万别，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解并把握这一问题首要的方法是必须掌握这些众多变量的特征，并以此分类（比如孩子数量、婚姻状况、个体年龄、教育程度等）。私房房主资格对这些变量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二个方法是观察个体所不能掌握控制的房产市场的若干指标，将其视为私房房主资格的表达形式。这种方法仍然没有触及到私房房主资格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研究方法是使用德国人分格数据，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检验当个体成为私房房主之后是否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公民。我们的判断在此得到了验证。尽管在一段时间里私房房主资格效应削弱了许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私房房主资格效应的发挥尚需时日。

　　4.时间的机会成本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预计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总的来看会削减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衡量时间机会成本最理想的工具是个体所获工资，但工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社会资本投资的上升。事实上那些“成功人士”的社会资本投资水平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高工资其实也仅意味着高学历教育的回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初始社会技能导致了高工资和高社会资本投资。

　　电视所扮演的角色正好说明了时间机会成本假设的重要性。普特南认为观看电视会削减社会资本的投资（putnam，1995），同时也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观看电视的时间和社会资本投资变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尽管笔者曾在别处发表文章认为这种联系不足以解释说明诚信问题中的被调查者的“群体倾向”）。对电视扮演的角色较为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它创生出另外一种可替换的社会交往活动，投资于社会资本与之相比会高出许多花费。笔者并不知道有什么依据可以说明高工资对社会资本投资有挤出效应，但观看电视这个事例倒确实证明了机会成本的重要性。

　　三、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其它两个因素：道德异质性和教育

　　1.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毫无疑问，个人多年的所受学校教育是和社会资本联系最为紧密的。有数据表明，多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粗略关联度为0.34.在《世界价值调查》一书里，格拉泽等人在几乎每个国家里都发现了一个正相关关系（在美国用任何社会交往的观察衡量方法都可得到近似的结果），随着教育程度的加深，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的活动的人随之增多（Glaeser，etc 2000）。取得大学学位的人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多30%参加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在受教育程度和诚信水平之间也存在极高的相关度（回答关于基本的诚信问题的提问时，取得大学学位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在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

　　当然，对于这个相互联系的解释有许多种。例如，如果接受更多的教育，就意味着在未来拥有更高的起点（也就是对未来有比较高的贴现值）。正因如此，我们就不会对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多地投资于社会资本感到奇怪了。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可能反映相对应的社会声誉，对于那些声望较高的个体来说，社会交流可以带给他更多的心情愉悦。支持这一解释的事实是在一个国家内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间相互关系要比跨国的此类关系要明显强烈得多。

　　然而，笔者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是：对于教育而言，一个具有重大意大的部分就是学习社会技能。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里如何与同辈人打交道。教师也明白无误地用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行为方式培养教育学生（至少教师是站在权威的地位以成年人的面貌出现教导学生）在低年级，学会与人合作是在学校教育中占主要地位的部分（相信同时在校也学习一定的社会技能）。甚至到了大学时代（相对参加工作之后而言），大学生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建设性的社会交流活动。事实上，在“博爱会”或“妇女会”里的会员资格后来都次第成为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基础。就连体育活动也常常很明显地偏向学习社会技能方面。假如学校是社会资本形成的主要地方，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到政府影响社会资本的政策应聚焦于学校。可以设想教育政策有许多种选择，例如拨付教育补助经费，建立扶持公立教育，它们都应当建立在“教育培养社会技能”的理念上。事实上，一旦我们仔细考虑政府在创造社会资本形成外部环境的作用时，对于政府大量介入干预教育活动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认同了。

　　2.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

　　在社区集体层面上对于创建社会资本，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了。众所周知，美国人力资本最高的地方是这个国家社会同质性最强的老西北部地区。许多作者认同在这些地方，人力资本的“路德教派效应”或“斯堪的纳维亚效应”与这里相对较强的同质性有很大关系。而巴西事实上是社会异质性极明显的国家。社会道德的异质性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紧密相连，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严重削弱了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

　　阿勒希纳和拉弗拉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全美国在社会参与方面异质性带来的消极影响（Alesina，LaFerrara，2000）。他们建立模型的意义集中于这样一个观点：假如你歧视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当这个国家本身就存在较强的异相性时，那么投身社区组织和参加社区交流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了。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是形成社会资本需要合作，而当人们存在极明显的差异时，合作将变得分外困难。关注异相性的理由恰恰在于异相性的极端重要性。它向人们表达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意思：同质的社区可能拥有若干优势。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意味着政府采取消除不同种族之间鸿沟和道德歧视的措施将得到特别丰盛的收获。

　　四、结论

　　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研究对于积极的社会科学探索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资本来说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课题。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模型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投资简单模型阐述了若干决定投资的因素。当个人较长时间地居住于某一社区时，他们将愿意更多地进行社会资本投资。他们最初创建并积累社会资本财富，然后再使之慢慢消耗。他们如果从事社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就会投资越多的社会资本。具备私房房主资格也会提升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水平。假如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模型失效，那么仅有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社会资本投资水平将随着时间机会成本的上升而下降。

　　接受教育和社区同质性异常强烈地驱动着社会资本的投资。事实上，总的来看，学校教育是影响社会资本类型变量程度最深的单一性决定因素。这种联系会带来一定的难题，但是它也表明政府教育政策可能是向社会资本投资施加影响的特别重要的手段。相对较强的社区同质性看来也强烈刺激着社会资本的投资，这也许意味着政府采取得力措施消除种族或道德歧视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R.putnam，1995：“TheCaseoftheMissing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1995

　　S.KnackandP Keefer，1997：“DoesSocialCapitalHaveanEconomyPayoff？ACross-CountryInvestig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 112，no 4（1997）

　　R.LaPorta，F Lopez-de-Salanes，A ShleiferandR Vishny，1997：“TrustinLargeOrganizations，”Ameri 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Vol 87（1997）

　　A.AlesinaandE LaFerrara，2000：“ParticipationinHeterogeneousCommuniti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 ics，Vol 115，no 3，（August2000）

　　E.Glaeser，D LaibsonandB Sacerdote，2000：“Whatis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2000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