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学界所周知，近来某些学者提出将儒教建构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点，其中较为典型的还是上文提到的康晓光先生的“儒教国教说”。康先生在此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的确让人感佩。但他的这一建构时机和努力方向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就建构时机来说，在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将儒教建构为国教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在此期间我国不宜于进行根本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变革。而这又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从大的方面着眼，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特点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诸多层面继续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现代化提升，二是这一提升过程中充满着曲折坎坷且时有危难。前一特点似乎不用多说，这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的人们能够直接经验到的。后一特点表现在我国社会正在并还将会碰触到一些重大的难题，或说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将会遭遇某些艰危的关节点。其中最为不易的首先是台湾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民族尊严的重大问题，由于国外势力的插手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如此艰难。一旦解决不好，什么恶劣的后果都可能出现。其次是我国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与美、日等国的矛盾问题。这种矛盾将是长期、多方存在的。如果处理不当，丧失掉一个多世纪的苦斗才赢得的发展时机是可能的。在世界历史上曾有某些国家在逼进“峰巅”时被毁掉的例子，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就是如此。对此，我们应该深存戒惕之心。再次，我国目前一段时间仍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由于这一转型及其以前积累了各种或大或小的社会矛盾，而当代中国社会还远远没能消解掉这些矛盾，它们的长期存在甚至恶化也对我国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我们当然明白，任何一个难题和关节点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难以收拾、不可逆转甚至不可想象的恶劣后果。因此，在这些问题得到大致至少是方向性的解决之前，根本的意识形态调整是有很高危险系数的。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导致民族发展方向表现出巨大的不可测定性。社会系统变革中一着不慎导致满盘皆输的例子比比皆是，前苏联就是我们最为鲜明清晰的前车之鉴。因此，任何一个对民族和民众有责任心的知识者都应该对此慎之又慎。也许我们可以设想，在不改变意识形态基本原则和外在形式的条件下，使经济、政治和社会按部就班地自然渐进应该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一个不太坏（说不上多好）的方案选择，至少这对广大民众生活的安宁稳定（不一定是富裕和公平）有利、有效。因此，试图根本改变主导意识形态的儒教国教方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是不甚可取的。

就努力方向来说，将长达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为当代中国的国教恐怕也不是什么恰当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向。如所周知，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确在向前演进，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构成一个清晰的演进轨迹。虽然有各种政治和思想势力从不同方向对于这一演进有不同看法，但否认这一演进本身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对于这一演进过程某一时刻点的某种状况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进行预测，但对于其演进的大方向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基本的把握。在我看来，在未来几十年内，如果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能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主导意识形态至少应该提炼和汲取我国人民在古今创造的所有优秀精神财富，既应该包括传统的儒释道，也应该包括现代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结晶；同时还应该汲取和提炼从国外传来的一切积极思想财富。因此，综合中西古今应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而且，今天宣传的“三个代表”思想已经包涵着某些综合的倾向，比如其中“以德治国”的提法显然就来自传统儒学。将来我国主导意识形态演进方向保持综合的趋势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而这当然也是全球化的巨大融合潮流对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而单纯将儒教建构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明显是和这一方向相背离的，因此，恐怕很难得到大多数国人的全面接受。而如果真正象一些论者所希望的那样实行儒教国教化的方案，也肯定会在国内造成许多理论冲突甚至现实冲突。因此，从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来看，儒教国教化方案也是不甚可取的。

总结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儒教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既是不太可能又是不太可取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不需要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

三

在上文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当一般性的、也与现实发展趋势相符合的结论：儒教作为诸多思潮的一家为当代中国所需要；但如果期望它成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则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太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并不深奥复杂的结论不但不为一些论者所接受，相反却受到某些论者的带有情绪化的批评。这自然是由于他们汲汲于儒教国教化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来自于他们模模糊糊地从中国历史中抽绎和类比出来的一种心理倾向。这使我想起悉尼?胡克的一句话：“使用不明确的和不可分解的抽象概念的大多数人的心理倾向，是在于使这些概念人格化，并在其想象上赋与它们作只有个别的肉体的人才能作的事情的能力。他们以一种模糊的形象来替代了一种明确的观念。”（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20页）坦率地说，在当代确实有人有将儒教人格化的心理倾向，并在它身上寄予许多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这既使儒教的形象脱离历史变得相当模糊，又使他们自己不能打开视野和胸怀，而仅仅会抓住一个符号（儒教）和几个抽象说辞来抱残守缺。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康晓光）对于不同于自己的观点采取激烈排斥的冲动态度，有时甚至到了不分好坏对错、只要听到对儒说一个“不”字就“扑上来搏斗”的地步。可以说，意识形态负面的狭窄偏颇已经深深影响他们的观念和思想态度。

我们应该明白，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绝不是几个知识者议论一下就能完成的工作，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势力以冷静清醒的头脑、顾全国家民族大局的态度形成良性互动及共同协作，才可能取得较大的、为多数人满足的进步。坦率地说，即使仅仅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福祉，各位论者也有必要以理性而不是冲动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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