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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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大省河南的历史典型 在“大跃进”时农业和水利曾遭致重大创伤的河南省,1969年政治和社会形势开始稳定下来,当时省革委致力于发展经济,制定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要求在3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建设稳产高产田5千万亩,完成10大灌溉工程和机电井配套7万眼任务。1970年8月,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北方14个省、市农业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要求尽快扭转“南粮北运”局面,在“四五”期间作到人均一亩稳产高产田;河南的想法与中央、国务院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972年8月、1973年7月,国务院又两次召开北方抗旱会议,要求在三、五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周恩来提出“四五”“五五”的粮食产量目标;分配给河南的任务是到1980年粮食产量达到250亿公斤。为贯彻中央决定,河南省水利会议初步制定了旱涝保收田的6条建议标准,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10条规定。在“四五”期间,河南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1971-1975水利年度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机井从70年的25.4万眼增至75年的52.7万眼,已配套42.7万眼。旱涝保收田从70年的2172万亩发展到75年的3146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从70年的3768万亩增至75年的5374万亩。平心而论,河南农村的面貌正是在7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河南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为80年代改革开放积累了物质力量。(详见附表) 不宜用类似“苗”和“草”的概念化办法为水利建设贴政治标签。《河南省志—水利志》[4] 认为,文化革命时期,“水利工作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治水方针没有改变,加上前3年的调整、整顿、修养生息和群众要求改变面貌的强烈愿望,全省水利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大跃进留下多座有问题的尾巴工程,在“三五”—“六五”期间逐步解决,在66年至74年间完成的大中型水库,占现有全部工程的一半;且大型水库的效益发挥,在全国是较快较好的省。显示河南艰苦奋斗精神的林县红旗渠,主要工程在70年代完成,66-85年共引水61.3亿立方米,解决了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引沁灌区兴建于65年,75年完工。长江流域的鸭河口灌区、引丹灌区,也在“三五”“四五”时期建成,后者重建了古代的南阳灌溉,为南水北调作出尝试。豫皖边界的梅山灌区在河南境内的分干工程,都是“三五”“四五”修建配套的。可以说,河南的十大灌区,主要都是这一时期建成配套的。同期的引黄灌溉恢复、发展,促进了1980年的全面引黄规划,到1987年,全省设计引黄面积达到559万亩,有效面积295万亩,并对引黄济津、放淤改土、抗旱补源发挥效益。这一时期,省境黄河系列堤防进行建国来第二次、三次大复堤工程,保证了全国的重点防洪。1968年大水后,开展淮河干支堤防培修加固,进行圩区提排试点,并对豫东、豫南平原众多河道进行综合治理。1974年,省委总结沈丘县莲池公社经验,提出平原治水方针,河道建闸形成高潮;66-76年间,共建成14座大型水闸,形成一系列平原重点排灌区域。河南农业、水利面貌的变化,是诸多工程、事业的综合结果。这一阶段,河南农民群众为水利化作出重大贡献;仅以浩大的基建土方工程为例,当年基建投入的土方概算每立方米为0.45元,而笔者在豫东实际调查,大队、生产队由于劳力投入、出工补助、粮食柴草、生产器具消耗,每方土需付出一元左右。(以上两段大部分资料见文献 [5] ) 和80年代相比,70年代实际完成的工程实物量是非常突出的,在建国40年的水利建设中,本文研究时期的实际完成量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水利的投入直接推动了河南的农业经济发展。下表统计了“三五”到“五五”末河南逐年主要社会经济统计状况。 河 南省 农 业 及 国 民 经 济 统 计 表—8
应当指出,河南的工农业产值 65-75年每年递增9.87%,居全国第二,同期国民收入每年递增7.70%,也居第二位;以1965-1967年,1978-1980年统计的三年平均值分别计算,1965到1980年的年均递增率:粮食总产量为3.5%,棉花为1.8%,农业产值为5.1%,农村集体企业(社队企业,后来发展为乡镇企业)为14%,全省财政收入为7.3%。说明在“三五”到“五五”期间,农业大省的河南,农业经济和全省经济实力发展非常可观。作为农业水利命脉的水利建设事业,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河南被认为是文革运动的重受灾户,猛烈的群众运动一度摧毁了党政权力机构和正常的经济运作。从水利事业、部门、人员实情看,在运动初期,水利机构被拆散,水利各级行政、技术骨干受到冲击,水利工作一度受到较大影响。但是,河南省在第一书记刘建勋带领下,省市县干部站出来参与、领导运动,河南党政干部在文革运动中,按当时的路线方针始终发挥了较大的主导作用。1968年夏信阳大水,省革委组织群众、干部抗灾救灾。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原副省长王维群在结合后主持农业、水利工作。1968年2月、次年11月,两名原水利厅副厅长作为领导干部代表参加主持省革委水利局工作,1970年8月到1975年4月,8名原厅处级行政技术老干部进入局领导班子。地市县水利局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机构改革中,大批水利人员下放五七干校,但广大水利职工坚持工作,省市“斗批改”干部,69年先后回到原单位恢复工作,以适应水利大发展的客观需要,部分仍在地县锻炼的干部,参加了当地的水库、灌区及其他的设计、施工,加强了基层的技术力量。省水利厅几位40年代出身的总工程师,由省委领导在70年代初亲自点名“解放”,参加全省水利大计。不过,许多技术骨干,在其后绵延的派性争斗里,发挥也受到限制和影响。同时应看到,大多数水利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参加了文革群众组织,有的同志作为中青年或知识分子的群众代表进入各级班子,但他们主观动因并不是为了“动乱”、“破坏”去拥护运动的,绝大多数人在70年代投入水利化建设,为河南水利作出贡献。尽管当时的具体工作有这种或那种的干扰,不尽人意,但河南干部、群众在“三五”至“五五”期间的艰苦努力,人的基本精神状态,都不应随意嘲弄贬低的。笔者参加了“75.8”紧张有序的抗灾救灾斗争,看到干部和群众的实际情况,深深体会到河南党政干部和群众的团结、奋斗精神,是不可摧毁的。至于治水方针和具体措施存在的历史局限问题,其科学性的探讨,则是本文以外另一个问题。 70年代末,河南与全国一样再次出现大上项目,基建战线过长的局面。79年全省农业会议对当时水利建设摊子大、战线长、配套差、管理弱、效益慢严重认识不足。1980年,水利基建投资大大削减:79年1.68亿元,80年0.9亿元,81年0.4亿元,82年0.38亿元,83年0.53亿元,84年0.56亿元,85年0.72亿元,86年0.79亿元,87年0.8亿元,88年才上升到1.05亿元。如果考虑到价格因素和群众劳力投入锐减因素,“六五”“七五”的水利投入在基建投资中的比重,远远小于“三五”到“五五”期间,81年以来一直在1.9-2.0%的水平上下徘徊。草创于经济实力较弱时的河南水利,还面临工程标准过低和老化的问题;同时,农村生产资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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