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废除前后英国的报业结构, 通过对国内外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框架中基本缺席的激进主义报业的报道内容, 经济运行方式，社会影响，政府压制等几方面, 阐明了废除知识税所带来的报刊商业化冲击对激进主义报业所形成的毁灭性打击，从而为认识知识税的废除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视角。

关键词： 报业史 知识税 激进主义报业

Abstrac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ess struc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adical press, its’ content, economic structure, social impact and the stifling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it, the article made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full map to understand The Repeal of Press Taxation in press history.

Key words: Press History; Taxes on Knowledge; Radical Newspapers

一直以来，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都被认为是报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大胜利，然而，这一结论却忽略了一度在英国影响广泛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起伏。那么, 废除知识税是否真的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报业自由? 本文试图立足于英国报业结构的宏观视野，通过对激进主义报业的生存环境、运营方式、社会影响、以及废除知识税对其造成的冲击和毁灭性打击等几方面的分析，阐明废除知识税不仅带来了自由主义报业史所盛赞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促使了报刊的进一步商业化，使市场力量在报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解读知识税的废除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视角。

自由主义框架下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主流的报业史书写是以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以主流的商业大报为研究对象。在这种书写框架下，报业史也被描述成为报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与政府之间的长期抗争史。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认为：十七到十八世纪，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当时私人化、贵族化的政治注入了理性的光辉；在1693年，国会曾一度废除了压制出版业的出版法案，报业的发展也随之活跃起来，报纸的数量激增，发行量上涨，并扩大了对公共事务的报道。而发行量的扩大和对公共事务报道篇幅的增长相应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横向的，除伦敦外，很多边远省份民众被囊括进来；纵向的，底层民众通过阅读报纸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而1771年，政府允许报纸报道国会事务之后，报业本身就成为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政府被描述成为在报业力量的影响下愈趋开放与值得信赖。1 简言之，报业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报业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于十九世纪中叶获得了自由。而1855年知识税的废除则成为这一系列斗争中里程碑性的事件。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是，报刊税的废除使报刊数目大幅增长，并最终使报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在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更好的承担了“第四权力”的角色。2 废除知识税被认为是报刊业争取自由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得到了我国新闻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他们的著述也大多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报业史著来支持这一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版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就废除知识税的相关阐述就引用了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哈罗德•赫德所著的《英国新闻业史》一书中布尔法－里顿爵士(Lord Bulwer-Lytten)倡导废除报刊税的言论。里顿说：“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3 同样，在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年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 “知识税的废除，使英国报业卸下了承负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重的经济包袱，而活力倍增。其结果是催生了多种廉价报纸，英国报刊由此进入了‘降价时期’”。4

然而，这种对新闻史，特别是对报史书写的简单化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介史研究者的批判。宙徳•雷蒙徳（Joad Raymond）在其所著的《报纸的发明》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对报业发展的线性描述所包含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即“新闻信息获取量的不断增长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是政治自由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由于报业的推动，旧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不断向现代民主制体制发展……事实上, 报业的发展应该是‘之’字型路线”。 5 英国媒介史学家埃舍•布瑞格斯（Asa Briggs） 和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认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表述是新闻媒介史书写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之一。他们在合著的《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英特网》一书中声明：“媒介史的发展应该是曲折前进的”，7 “媒介史的书写应力图避免两种危险（two dangers），即简单断言新闻媒介的发展使社会趋向于不断进步或是使社会趋向于越来越腐化堕落”。6 而前者，即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对报业发展的描述，无论是在西方媒介史书写中还是在中国的英国新闻史研究中都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以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书写的报业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1853年至1861年知识税的废除所引发的英国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激进主义报业形成的致命的打击。 近年来，以詹姆斯•卡瑞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媒介史学家开始对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框架下废除知识税的解读提出质疑。詹姆斯•卡瑞在他颇负盛名的著述《不负责任的权利：英国报业，广电与新媒体》中指出：传统报业史书写突出主流商业大报，忽略激进主义报业的发展，“只有在这种选择性的视野下，传统的关于报业自由发展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8 换言之，如果将激进主义报业兴衰纳入整个英国新闻史的研究视野，传统的自由主义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将面临挑战。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在一定的“场”，即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背景中，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9 因此，下文将对激进主义报业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其经济结构、阅读方式与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来进一步审视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对废除知识税解读的不足之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从传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失业和社会灾难也相伴而来，面对“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10 政府却无所作为。这一切使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同时也为激进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土壤。相继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不但为英国带来了革命的激进主义观念，而且也显示了印刷品通过表达对政治事务的观点而发动民众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发起了“大众煽动式新闻”，他倡导印刷品应当是公众可以获得的、能够信赖的传播媒介，而绝非政府用来操纵记者和印刷商的工具，这一理念无疑成为所有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报业家创办报刊的目的。11 然而，此时的英国报纸主要以读者的阶级所属划分，占主流地位的仍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导报》、《利兹信史报》等商业报纸。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这些报纸仅仅代表正在发展壮大中的、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较强购买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利益。12 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政治主张在这些主流报纸上得不到体现。随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创办以发动政治运动，推翻现有体制为目的的激进主义报业成为历史必然。 正如英国文化学研究的创始者威廉姆斯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的英国蕴育了一种全新的、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新闻业’(Campaigning political journalism 13 )14”――激进主义报业。

这些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右翼激进派的影响，他们力图在政治压力下，通过创办报纸来争取个体自由。由于要逃避报刊税和政府的压制，激进主义新闻业也被从业者们称为：游击式新闻。这些报纸多以周报形式出现，既不依赖政府津贴也不依靠刊登广告来维持生存，他们从工会组织取得财政支持，以低成本投入和限制发行量为主要经营方式。15

应当说激进主义报业选择这种经营方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激进主义报刊业主们反对主流报刊的商业运作方式，他们认为那样会妨碍民主辩论机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们激进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存。激进主义报刊《观察家》的创办者利•亨特（Leigh Hunts）就曾指出：“以前的定期出版物，均由政客操纵，他们利用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观念，攫取政治声誉；而现今的报纸只为盈利赚钱……”。16 对于亨特来说,创办自己的报纸就是为了与这种现状抗争。因此,早期的激进主义报业是拒绝刊登广告的,他们主要以逃避知识税以降低报纸售价和尽量减少投资来保证报刊运营。不缴知识税可以使报纸的售价仅仅相当于主流大报一半甚至更少，从而保证了低收入的工人阶层能够支付起低廉的报价，而减少投资则大大削弱了激进主义报业创办时期的经济压力。事实上，一份激进主义报业的投资的确很少，他们不使用蒸气机印刷，而是依靠手工生产，而这种手工印刷机在当时只需十英镑。相当一部分激进报业的生产是以小时计费的形式租用印刷机，以计件工资的形式付给印刷工人工钱，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此外，由于激进主义报刊的新闻不以时效性取胜，注重发表政治观点，其稿件多来自于读者层的自愿供稿，这就使他们免去了雇用专职记者的投资。而每张报纸的阅读量即传阅率很高，因此只需很小的发行量，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影响力。相应的，有限的发行量使投资进一步减少，使其低成本运营成为可能。例如《伦敦快讯》在1836年9月17日报道说：“整个报纸的运营，其中包括编辑，报道，评论等等，每周的投入只需6英镑。而《北极星报》，拥有其一整套的付费记者网络，在1841年时，每周的投入也只有9磅10便士。”17 这样的经济运作方式使激进主义报业一直保有竞争力，但是自1836年知识税降至1便士时，这种竞争优势就开始逐渐丧失了。

经济上的独立使激进主义报业拥有了表达观点的自由。这些报纸长期以来坚定地支持激进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体系，为被排挤在“正规”渠道外的社会阶层介绍政治，提供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场所；他们致力于唤醒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以推翻现存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在组织工人阶级争取更合理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对现存阶级关系与价值体系提出质疑”。18人们喜欢在咖啡馆、酒吧、餐馆等许多公共场合集体阅读（Public Consumption）这些报纸。这种大众化的阅读方式使发行量较小的激进主义报纸拥有了全国范围的阅读量，19 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议会体制之外的一种力量，激进主义报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启蒙方式，然而，其好战激进的观念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引起了政府的强烈不安，菲利莫博士就曾诋毁说：“这些声明狼藉的出版物……点燃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唤醒了他们自私自利的本性，把他们现在的状况和他们所想要获得的状况——其本质与人性相背离的状况，与那些不可更改的上帝所确立的为维护文明社会秩序而制定的规则进行对比”。20 因此，历任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压制甚至取消这些“非法出版物”。

政府的限禁与知识税的废除

为了压制激进主义报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1797年通过提高印花税的方式来进行压制, 即所有报刊一律征收印花税、纸张税、广告税，三者合称为知识税。21 其次，为了控制舆论, 政府采用津贴制度，对那些驯服的报刊进行资金支持，以减轻其由知识税所产生的经济压力，从而排挤敌对报刊。 与以上两项措施相配合，政府还出版了各种周刊，用来 “唤醒民众的民族爱国情结”，反对激进主义所倡导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 如《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和《每周检查者》（Examiner Weekly）。22 再者就是采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一系列关于叛逆罪、煽动叛乱罪和亵渎诽谤罪等法律条文的制定，使任何涉及批评社会基本秩序的报道都有可能触犯法律。

然而，相关的审讯却成了激进主义报业进行宣传的最好方式，这样就造成了当局越来越依靠知识税来进行压制。对此艾伦伯度爵士(Lord Ellenborough) 清楚地解释了实施印花税的初衷: “印花税决不是针对那些‘值得尊重的报刊’的，其最终的目的是打击那些贫民报刊”。23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提高出版成本，使报业――这一敏感行业的创办权仅限于那些拥有私人财产并且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手中；他们还相信收缴知识税可以迫使报纸涨价，使读报这一活动也限制在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读者层中。与之同时，政府还通过津贴的方式，扶持顺从政府政策的报纸，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依赖于低收入工人阶层的激进报纸失去读者，无法维持经营而最终破产关闭。由此可见，知识税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生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激进主义报业开始有组织、大规模的逃税，这就使提高知识税不再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那些缴税报纸也开始反对知识税的征收，他们声称，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打击逃税报纸的话，他们也会集体拒绝缴税。24 在种种压力下，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应对措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废除知识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废除印花税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有着各不相同的目的。25 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人对废除印花税，争取报刊言论自由所寄予的希望，然而，那些支持废除印花税的关键人物却无一不希望通过废除知识税来改变报业现状，使新兴的大众化报业(Popular Press) 低价进入报刊市场，参与竞争，从而消弱泰晤士报的影响，排挤激进主义报业声音。26 事实上，国会关于是否废除印花税的争论也始终围绕着有效打击激进主义报业这一目标来展开。保守派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印花税，加强法律制裁，打击逃税报纸。改革派则认为那些包含邪恶内容，售价只有其竞争对手一半甚或更低的激进主义报业正是得益于逃避知识税才得以生存，废除知识税会使那些遵纪守法的报业主们降低报纸售价，有效参与竞争，同时也会支持一批资金拥有者投资报业，从而扩大报业市场，为英国人民提供“廉价有益的”知识。自由市场应该为负责任的廉价报刊的生长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广告，而使不依赖广告的报业迅速消亡。27 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看到了开篇提到的布尔法-里顿爵士的主张，即“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28 另一位国会议员格罗特（Grote）也声称，印花税事实上限制了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值得尊重的报纸为工人们提供恰当的指导与正确的信息。29 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国会采取了渐进的措施，于1833年降低广告税，1836年降低印花税与纸张税，并最终于1853年、1855年和1861年分别废除了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

从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与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不同的是, 在废除知识税的讨论中，报刊更多的是被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启蒙民众的工具。对中产阶级来说，自由而不受税收限制的报业是比政府高压手段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这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允许人民阅读的问题了，而是关于他们应该读什么的问题了” 30。

应该看到的是1855年前后知识税的废除，使得英国的报刊数量猛增，一批全新的大众化廉价报刊在英国诞生了，而激进主义报业则在这种商业化的冲击下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与激进主义报业不同的是，这些迅速崛起的廉价报刊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为扩大发行量，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他们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将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与“人情味”新闻，如犯罪，丑闻，罗曼史，体育新闻等等，巧妙的结合起来，在高度资本化的市场中参与竞争，为各阶层读者服务，从而赢得了众多读者。同时，大众化报业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对报纸的社会与政治角色认知，部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大众报业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开端。31 廉价报刊的兴起对《泰晤士报》的影响也很大, “虽然它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化报纸相比了”。32

针对报业市场的变化,激进主义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例如，开始刊登广告，扩大报道内容，但这一切均未能改变其走向消亡的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其狭窄的政治议题与缺乏购买能力的读者层使他们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广告。面对竞争的压力，一部分激进主义报纸开始尝试模仿廉价报纸，扩大报道内容，这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激进主义的锋芒，滑向了大众化报业的轨道。33 知识税的废除，使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业与激进主义报业和大众化报业一同进入市场，以同样的售价参与竞争，也使得原来激进主义报业的低收入读者层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面向工人阶层的新一代大众化报业。至此，激进主义报业无论是从其自身内容、经营方式还是从其读者群来说，已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当然,任何事物的消涨都不是某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激进主义报业的衰败也有其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工资的提高、生活与住房条件的改善、教育状况的改善等等都使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减弱。34 同时，技术因素在报业生产与发行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使低成本低技术投入的激进主义报业又丧失了另一个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系列导致激进主义报业衰退的因素中, 知识税的废除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和报业结构的改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詹姆斯•卡伦所说的：“就这样，贵族国家用最严厉的压制手段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市场做到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