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曾繁旭采访了许多老人，在一篇《在他们身上找到的智慧》的文章中，（南方周末2005/4/28）他提到了四个人，政治家李锐、画家丁聪、法学家江平和作家舒芜。曾繁旭说：“这些老人的人生轨迹，曾如此相近，老来又大相径庭……在厚重的历史中，他们也只是薄薄的一页，随时就被翻过去了……”记者的文章标题是《在他们身上找到的智慧》，但文章的内容结尾却说：“从他们身上，我所明白的是：旷达地生活和工作，同时学习谦卑。”这是智慧吗？

笔者读了曾繁旭的短文章后，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知道一些这四位老人的经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受过一些牵连。想起来总感觉有一些莫名的沮丧。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自1959年庐山会议随彭德怀下台后，就消失了，文革十年，他有八年在秦城监狱。落实政策后，在党的十六大前，他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至今，李锐这个名字似乎还是敏感的，仍有许多不便言说之处。

丁聪，中国著名的漫画家。曾担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1956年我40岁了，才和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学俄文的沈峻结婚，他们是1956年底结的婚，参加婚礼的来客只有冯二哥（冯亦代）一人。丁聪结婚刚半年，便被打成了“右派”。结婚一年后爱人生了孩子，丁聪没有享受初为人父的喜悦，只在医院隔着玻璃窗望了望自己的儿子，便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丁聪至今仍能乐哈哈地用漫画式的幽默，冷眼旁观着人生的流逝。

江平，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957年被打为右派，婚姻离散，一条腿被火车碾碎。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恢复教职。北京政法学院于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他升任副校长，主管教学。1988年，荣升校长。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今年底，中国政法大学特别授予江平先生终身教授荣誉，褒奖这位卓越的法学家对学校及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因为无法，江平的心几乎要死了；而因为有法，江平可以扬眉吐气地住进260平方米的房子。

舒芜先生，他写过这样一段话：“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舒芜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苦，上个世纪80年代后写了不少好文章，但绝大多数胡风案的受难者似乎仍不原谅他。他已经落入了病魔缠身的孤苦境地。

　　

　　现在，这些人都老了。他们曾经随着历史的风浪起伏，在起伏中让人们触及到一点不太稳定的闪烁着的智慧。如果要问，他们影响了这个时代没有，回答很难说得清楚。

　　

　　写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个李锐。今年10月10日，在山西作协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作家李锐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随后在16日把中国作协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日益严重的政党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

是不是这样呢？一度传说李锐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被提名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火气呢？不是圈子里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不仅如此，按照在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问题的讨论中，朱健国在网上介绍李锐的观点说：“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每一个普通国民的精神阉割，思想奴化，自我审查，自我欺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而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正发生在改革开放当中……”

下面过激的话，朱健国引用了，笔者是不敢再引用下去的。因为，当世界公认中国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是辉煌发展的时候，尽管还有不如人意处，但改革总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展总是需要有稳定团结的环境，我们的知识精英却凭什么要予以彻底的否定呢？他们不是也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吗？不懂。

我在寻求答案。正好，又是一位老人，中国一代人类学社会学的祖师爷费孝通先生逝世了。由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和费孝通长谈三天的《费孝通先生专访录》也发表了。费了很大的气力来读这篇不是书写语的文字，可能还是算基本上弄懂了费先生的意思。

费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以一篇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打响，建国前夕，由张东荪把他带到西柏坡。然后参加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受到反动学术权威的冲击。但最后当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费孝通的右派和别的右派是大不相同的。打成右派后，李维汉曾请他吃西餐；毛泽东也请他吃饭，并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按照费先生的原话所说：“知识分子是要别人赏识的。李维汉是共产党里面第一个真正赏识我的人。”令人吃惊的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费先生说：“我对这个队伍看不大起……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我接触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识分子，我看穿了他们。”“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

这一些话，也许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尽管费先生说不知道张东荪为什么会被打成特务，又为什么会平反。尽管费先生“很信任储安平，他的观点同我是一致的。一直到他死都有来往。”但储安平的失踪却像谜团一样至今也解不开。

应该说，这长篇的访谈录是很真实的，是袒露了心声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仍然不理解的是，建国50多年，被众多学者恭维的费孝通的社会学，到底是怎样指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解放初期的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解决今天农村的三农问题，都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社会学有什么关系？

朱学勤先生在访谈录中直截了当地问费先生：“对蒋介石的个人印象怎样？”费答：“他就是个流氓……他用低下手段，用的是邪的一面，毛泽东是用的正的一面，孙中山想用邪的一面，没用上。”

这真是：革命家都成为了流氓。只不过是手段有邪和正的区别。联系到上面的种种议论，在我心目中，这神圣的社会学变得庸俗起来，成为了庸俗社会学。

再说，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别人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只有自己最行，这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我看到的只有沮丧。好在有人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于是这沮丧也就消退了许多。特别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三千多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受表彰，说明他们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中华民族的复兴，如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所言，是指日可待的。56年不在大陆的连战先生看到了，而我们众多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却看不到，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