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同的目标

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世界各国都加速了向信息社会迈进的步伐。1995年2月份，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首次讨论了建立全球信息社会的步骤。他们认为：平稳、有效地向信息社会发展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中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为使自己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所提供的良机，现在不单是西方七国，世界各国都纷纷出台各自的信息政策，确立自己国家的发展计划。各国信息政策的目标都非常相似，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能够有效、低耗地传输。

（2）鼓励工商业界利用信息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 积极参加全球市场竞争。

（3）发展教育和培训，提供训练有素的信息人材和信息用户。

（4）支持信息服务机构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信息需求。

（5）一些国家正着手制定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政策，以适应未来的信息社会。

对于上列信息政策的目标，各国之间分歧不大。但为实现这些目标，各国所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却有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由于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差别更为明显。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国家，主要指美国、加拿大和欧共体成员国，不单指发达国家、日本、韩国等均属于东方国家。主要是以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为划分标准。

2. 不同的策略：东西方信息政策分析

2.1 政策的出发点或动机

西方国家制定信息政策，发展信息产业的动机是要扭转或者避免工业经济的衰退趋势和降低失业率。西方诸国大都是工业发达国家，工业经济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自80年代以来，其经济增长率不断呈下降趋势，据作者对《中国统计年鉴》资料的计算，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自1983年以来，一直徘徊不前，其1983—1995年的GDP平均增值分别为：美国2.8％、德国2.4％、英国2.4％、法国2. 0％、意大2.1％、加拿大3.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东方国家，特别是环太平洋国家，除日本外，其GDP的平均增值都在较高的水平上， 中国10.4％、印度尼西亚6.0％、泰国9.0％
、马来西亚7.0％。 西方国家一方面是工业经济的持续徘徊不前和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东方国家的严峻挑战，为继续保持其领先的经济地位，率先发展信息技术。

对于东方国家来说，虽然十几年来保持了持续发展的经济高增长势头，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其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仍相对薄弱。为保持这种增长势头，单纯依靠发展传统工业是不行的，必须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改变产业结构，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赶上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下一个经济冲击波，这也正是东方国家制定信息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2.2 国家在信息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西方，官方对于国家在信息化进程中所能起的作用，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如英国政府就认为，决定未来国家经济态势的是私营机构而不是国家。他们强调私营机构在信息化进程中的作用，认为私营机构拥有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资源，具有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的创新精神，同时它们还有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获得高利润的企业本能。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政策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在西方， 虽然国家一再强调信息政策的目的和目标，也在一些基础研究上进行投资，但却一直在依靠私营机构和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投资和实现这一目标。

东方国家则有着强烈的合作意识，强调国家与私营机构的密切协作。几乎每个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设立了行动框架，私营机构必须在政策的指导下，在框架范围内发展，东方国家的信息政策都是由国家资源支持的。例如马来西亚提出的多媒体工业计划，为完成此计划，成立了直属总理领导的多媒体开发公司。他们认为，由于多媒体涉及许多类型的信息设施和内容，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多媒体公司将是马来西亚多媒体社会的主要策划者和战略实施部门。新加坡政府为了实现“智慧岛"的目标，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拟定了全国范围内的计划和行动方案，私营机构则被引导参予这些可以获利的计划和方案。泰国、韩国等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因此在信息化的进程中，东方国家将更多的发挥国家政策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将远远超过市场力量所能发挥的引导作用。

2.3 对竞争所持的态度

在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哲学中，竞争的优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够鼓励创新，并能使其价格不断降低，但竞争的核心就在于打击弱者，使强者更强，如果是相同规模的公司在近乎完善的市场中展开竞争，那他们可能会致力于创新和降价，如果市场是由一家或几家强劲的公司所主宰，那这些公司就会凭借市场的力量迫使弱者退出和阻碍新公司的进入。从国际市场的范围来看，这种以强食弱的现象就更为明显，以致某些国家不得不启动自己的保护系统，而这些保护对于本国的长期利益又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大的信息提供者总是鼓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诸国有着广阔的国内信息市场。因此其信息提供者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就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其信息产品的价格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所以他们希望公开和自由的竞争，因为他们必将是竞争中的胜利者。

而东方国家却大都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一则东方国家的国内市场很小，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就不必说了，即使象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虽然具有国内潜在的信息市场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但却大部分还没有被开发出来。而信息产品的利润主要来自规模经济，因此东方国家的信息提供者只能通过加入国际信息市场来获得所需要的规模经济，但他们在国际市场中又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则东方许多国
家都面对着一个语言问题，如越南，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也说越南语。因此东方国家的普遍观点是：竞争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但需要善加管理和利用，他们的信息公司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自身的发展，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竞争，而在此期间，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保护和扶持政策。

2.4 调节的程度和方式

减少调节是与竞争紧密相关的，被看作是开放市场、鼓励竞争的一种手段。但即使在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调节也被认为是必需的。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市场，如股票市场、外汇交换市场等，都需要强有力的调节才能保证其有效运行。但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调节大都限于企业的自身调节，或类似英国那样由国家和企业双方调节。东方国家则把调节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对竞争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他们主要通过控制势力强的公司的自然欲望和对弱小公司、特别是新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这样能使本地信息公司在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之前，有一个发展壮大的时间缓冲，他们认为调节也同时能够实现其它一些政策目标，如标准化、普遍服务和开放网络通道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国家担当调节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和程序进行操作。

2.5 公、私机构的投资

西方国家特别强调私营机构的投资，这在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们希望私营机构能够承担设施的大部分投资，并成为产品开发和开展服务的主要执行者。公共机构的作用只是创造一个能使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环境，然后依靠市场力量来刺激私营机构的投资。西方的信息政策反映了他们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和经济哲学，其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公共机构的投资。在这一方面，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最为显著。东方国家普遍地认为，公共机构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即使象日本和韩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共机构在保证资本机器运转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公共机构起码有责任承担基础设施方面的费用，如通信网络等。另外，在支柱产业方面国家和公共机构亦应有所投入。如日本政府就投资成立了多媒体研究所，用以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韩国和新加坡的公共机构也投资发展一系列的网络服务，这些服务必将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效益。韩国的网络将科研机构与企业联为一体，新加坡的网络已使其医药系统能够密切合作。当然，这些网络肯定会刺激对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需求，而这些信息产品和服务则主要由私营机构来投资实现。

2.6 基础设施的发展

西方国家的大部分基础信息设施都已建成，基本结构已经成型，他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个升级的问题。另外，西方国家有着较强的信息意识，个人的微机拥有量也非常高，并且有着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因此他们已拥有了进入信息社会的一些先决条件。

而东方国家的大部分基础信息设施还处于建设之中，在这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比较大。类似日本的一些国家与西方的情形差不多，新加坡的发展也极为迅速，而其它一些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部分地区等，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一此政策目标的确立与西方相比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东方国家的重点是基础信息设施的建设，而不是对某一个已存系统的升级。他们在发展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很有可能
出现技术上的飞跃，也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最新技术，这是东方国家面临的绝好的发展机会。

2.7 公众的角色

西方国家的信息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下述后果。

（1）在进入信息社会的过程中， 公众只是被作为信息消费者看待，而不是积极的参予者。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主要来自私营机构的信息产品。他们虽然强调产品开发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事实上他们却在操纵着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可以用市场的力量来创造出人为的强劲市场，即要市场来适应产品，而非以产品满足场。

（2）政府对于信息社会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重视不够。

东方国家也有许多类似之处，特别是缺少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思考的意识。但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却已清楚地认识到，公众是信息社会进程中的主要力量。日本和韩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培养青少年的信息意识和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使之成年后能够熟悉任何先进技术。新加坡已创建了许多教育机构来训练人们的信息技艺，正在创造一个鼓励持续培训和再教育的文化氛围。总之，东方国家更多强调的是培养创造者和参予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

2.8 信息控制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个人自由这个概念上的，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而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则强调集体和团体的价值。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相比总是处在第二位，这个团体可以是家庭、集体或国家。因此对信息控制的态度需要从这些文化背景来分析，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对信息的控制是不可行的，而东方国家则总是采取一定的信息控制措施，以避免西方的文化侵入，从而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从短期来看，设置障碍来阻止西
方文化的侵入是可以办到的，但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使这些方法越来越难以奏效。因此，从长远来看，其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强东方文化体系的自身力量，并且加快东方国家的信息化进程，以避免过多地依靠西方国家的信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