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面临很多难题，艾滋病（AIDS）则是影响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难题之一。艾滋病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n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引起的一种传染病[1]。1981年美国首先报道了5例艾滋病病例，而后艾滋病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今年12月全球报道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约为4,200万。迄今为止，艾滋病仍无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病死率几乎是100%[2]，被称为全球第四大杀手，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引起心理恐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3]。因而艾滋病防治已成为各国政府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下面就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及研究情况作以描述。
一. 我国艾滋病流行概况
我国艾滋病从传播途径上来看大致经历了静脉吸毒传播、非法采卖血传播及性传播等三个高峰[4]；从流行情况方面则经历了从散发期到局部流行期再到广泛流行期几个阶段。1985-1988年为散发期，此期间全国报告了19例HIV感染者，散在分布于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多为外籍公民和少数因为应用被污染的进口血制品而感染的中国居民。1989-1994年则转入了局部流行期，1989年10月在云南西南边境瑞丽市吸毒人群中发现146例HIV感染者，此后在德宏州的几个市、县出现了局部流行，吸毒者中HIV感染率为23.1%。1992年对200多万高危人群检测，发现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为932例，分布于16个省市。广东、福建、海南、湖南等省发现的HIV感染者多是在泰国感染后归国，是经过性行为感染的。此阶段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以静脉吸毒为主，其次是性传播。1995年至今已发展为广泛流行期，此期间全国报道的HIV感染人数迅速上升。一方面云南省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的态势明显扩大，并且新疆、广西、四川等地也陆续在吸毒人群中发现艾滋病病例，据调查在四川的部分静脉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达到50.0%，新疆、云南的部分静脉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高达80.0%。另一方面，在我国中部几个省的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了HIV感染者，他们流动性很大，传播HIV的危险性较强。这些人是通过单采血浆而感染上HIV。单采血浆过程是将血液离心后分离为血浆和血细胞，再把血细胞回输供血人员的体内，在操作过程中血细胞极可能被污染，从而使供血员感染HIV。在河南、安徽、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部分地区有偿采供血人群HIV感染率为10.0%-20.0%，最高达60.0%。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今年12月26日联合发出警告，艾滋病流行在中国没有缓和迹象，如不能有效控制，到2010年将达1000万人，相当于比利时的全国人口[5]。同期，中国卫生部报告指出国内HIV感染者约为84万例，艾滋病病人约为8万例，但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可能比这还要严重，因为有相当数量的感染者既没入档，也没得到治疗。
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且地区分布不均，全国低流行与局部地区和特定人群中高流行并存。尽管全国成人总人口中HIV感染率不到0.1%，但流行波及范围很广，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部发现HIV感染者。云南省HIV感染者最多，该地区以前主要通过静脉吸毒传播HIV，现在已经转变为以性传播途径为主。同时广东、福建等省吸毒的人群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吸毒的方式逐渐从口吸转为静脉注射，1997年静脉注射仅占吸毒人群的15.0%，1999年则达到56.0%。与此同时共用注射器的比例也在升高，这是艾滋病扩大传播的危险信号。另外，不规范和有偿采供血活动在河南省的部分乡村普遍存在，在20-59岁的村民中，有偿献血员的比例高达42.8%，而这些人中HIV感染率最高达到60.0%。众多HIV感染者再经过性行为及母婴传播使更多的人感染，据相关文献报道该省已出现数十个所谓的“艾滋病村”[6]。
我国已经面临艾滋病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期。据历年病例报告资料显示，在1985-2000年底的15年间，全国累计报告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880例和496例[7]，而今年和今年两年合计报告艾滋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达1742例和716例。今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今年增长44.0%，今年比2000年增长206.4%，可以看出艾滋病病人数量在近两年急剧上升。有人预计中国在2000年到2025年之间累积的艾滋病致死人数，在轻微疫情的情况下为1900万；中等疫情情况下将为4000万；在出现严重疫情情况下为5800万。
值得重视的是艾滋病疫情已呈现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倾向，目前仍以静脉吸毒传播和既往有偿采供血传播为主，同时性传播的比例逐年增长，从1997年的5.5%上升至今年底的10.9%。在我国性病病人、暗娼、嫖客、同性恋等高危人群中，均已检出HIV感染者，这意味着以高危人群为中心的传播范围，有可能经过性行为传播而扩大，以至于威胁到一般人群[8]。性病患者也是HIV感染的高危人群，性病流行与艾滋病的传播密切相关。国外有关资料显示，性病是HIV传播的重要辅助因素，HIV阳性人群常有生殖器溃疡和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阳性的历史。对男性同性恋的研究也同样发现HIV感染与生殖器溃疡有关，表明性病可能造成生殖器粘膜上皮破损，而增加了HIV的传染性。近年来，孕妇、新生儿中也已发现HIV感染者[9]。这是因为使用未经消毒的注射器静脉吸毒或有偿卖血，使男子通过血液感染HIV，由于无知，通过无防护的性行为把HIV传播给妻子，再通过母婴垂直传播，使小儿感染HIV。这种“夫→妻→子”成倍增长的传播方式，提示了我国艾滋病的流行形势更加严峻。
此外，艾滋病传播的影响因素广泛存在。具有高危行为的人数增加，比如吸毒者共用注射器具的比例较大。一般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社会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歧视、孤立较为严重。我国性病发病率持续增长，特别是生殖器疱疹及梅毒等溃疡性性病每年均有大幅度增长。同时许多调查表明近年来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都发生很大变化，婚前、婚外性行为均有增加的趋势，而人们安全性行为的知识却没有同步增加[10]，这都提示艾滋病可能是蓄势待发的风暴。
艾滋病流行的危害十分严重，青少年是艾滋病的主要受害人群。据WHO估计，大约50%的HIV感染者为25岁以下的青少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今年度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也指出，随着全世界低龄人口的不断增加，青少年已成为最易受艾滋病和暴力等侵害的人群，全世界每14秒钟便有一名青少年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多数是女性。据报道，我国艾滋病的患者中，15-29岁的青少年约占60%。有人曾对云南省德宏州民族医院皮肤科179例性病门诊病人进行为期4年半的血清抗HIV检测，结果发现8例阳性，阳性率高达5.6%，且均为15至25岁青少年。青少年易感染HIV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对性传播疾病（STD）、毒品与艾滋病关系的基本认知。青少年在11-14岁进入了性成熟期，生理上的发育逐渐成熟，对性的种种问题处于朦胧状态，既感到好奇、新鲜，又感到困惑、迷惘，若没有家长、学校和社会的正确引导与教育，就可能形成不正确的性心理，容易走上歪路。有许多青年在相对早的年龄就开始了性行为，并且由于知识缺乏、不懂或不能坚持使用避孕套以保护自己，成为了艾滋病或其他疾病的受害者。同样由于好奇、交友不慎等原因，很多青少年染上吸毒恶习，我国已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中，青少年占8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发展为艾滋病病人，发病后的寿命一般为2.5年，从而降低了整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预计2025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在没有艾滋病疫情的情况下为77岁，发生轻微疫情的情况下为74岁；出现中等疫情,将会是71岁；出现严重疫情，将会是69岁[11]。
艾滋病对家庭的影响也相当严重。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发病、死亡同时影响家庭的各种社会、经济功能，破坏家庭的组织结构，削弱家庭的赡养能力、抚养和教育能力，同时加剧了家庭的贫穷程度。许多情况下，患上艾滋病随之而来的是家庭解体，家庭无能力支付学费和其他费用，儿童退学照顾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孩子因父母双亡成为艾滋病孤儿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更是一种社会的灾难，这主要是由于它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危害。艾滋病主要发生于中青年，由于这批人劳动能力的丧失，将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同时艾滋病蔓延将导致国力衰退和巨大的财力付出，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将为艾滋病付出4,600-7,000亿人民币，每例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累计为1.1万美元，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与艾滋病相关的贫困和出生率的下降,导致儿童越来越少，许多感染儿童不能存活到上学的年龄，最终影响到社会从艾滋病流行中恢复的程度。
二. 艾滋病健康教育
艾滋病病原体为HIV，是一种变异非常活跃的病毒。这种变异有可能增强病毒在宿主体内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11]。通常HIV感染人体后，造成CD4 T细胞进行性减少，损伤细胞的免疫功能，人体抵抗力逐渐下降，最后导致死亡。
目前艾滋病的流行形势十分严峻，假如不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艾滋病将会在我国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都认为，目前的HIV感染增长速度相当于每30个月感染者人数翻一翻 [12]。因此，全社会有责任搞好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
世界十三届艾滋病防治大会提出，行为干预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在中国用健康教育策略来预防艾滋病也已被各界认可[13]，这是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与其他传染病不同，HIV感染主要是个人行为所致，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行为来预防[14]。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采取何种行为，除与个人行为取向有关外，还受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个人的知识和态度等则是决定行为的主要因素。艾滋病行为干预是要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方法来改变和减少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危险行为，从而控制疾病暴发流行的发生，把艾滋病的流行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和危害，达到控制艾滋病传播的目的。
国内外针对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方法主要依据三种模式，其一为知识、态度和行为模式，其二为社会认识理论模式，第三为健康信念理论模式。艾滋病健康教育对不同的目标人群应实施不同的教育模式。目标人群包括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高危人群如卖淫嫖娼者、吸毒、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如青少年学生、流动人口、从事宾馆或服务行业人员等；一般人群。
在不同人群中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教育效果会明显不同。心理学家认为艾滋病的高危行为如性交和吸毒等能给行为者带来一定的快感，再加上文化、习俗等，往往使行为者很难改变这种高危行为，即使他们知道行为是有害的。所以对成年人而言，健康教育很难改变其已有的行为习惯，而青少年人群则完全不同。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时期，很多观念还未形成，此时对他们进行健康教育，帮助青少年建立科学的认识，对于其正确态度和行为的形成是十分有效的[15]。
目前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针对青少年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其内容涉及艾滋病一般知识，传播途径、非传播因素，安全性行为和艾滋病的危害等[16]。
对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的方式有讲座、发放宣传资料、角色扮演、播放艾滋病健康教育录像、同伴教育和纳入学校课程等多种形式[17]。讲座通常是请专业人士用40分钟至1个小时的时间，介绍相关知识。其特点是信息准确性较高，覆盖面大，简便实用，因而应用范围较广。发放宣传资料也是较常用的一种健康教育方法，给人群发放资料，便于他们在方便的时候自学，其中以宣传折页、漫画的形式最受欢迎。同伴教育则以被教育者为中心，参与性强、形式灵活。这种方法充分利用同伴间的融洽关系，发挥了同伴间的角色影响作用，可以获得较好的健康教育效果[18]。
John Sciacca[19]给同伴教育下的定义是，“年龄或社会地位相似的人之间相互分享信息、价值与行为”。同伴健康教育在学校的应用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Nebraska大学的一项流感免疫接种项目，来自于学生中的同伴教育者成功地说服了学生们进行免疫接种[20]。
同伴教育是有其理论背景的，其根源是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同伴榜样是儿童社会化的基本过程，由同伴构成的社会网络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伴间相互交流的平等、对称、互惠的特点给成长中的青少年提供了特殊的学习机会，并且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同伴这个团体的行为准则的影响。同伴教育的本质特征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相互融洽、有信任感的同龄伙伴(如同学、朋友、病友)关系，而非师生关系，因而便于通过人际交流与反馈，相互分享生活中有用的经验和信息。
同伴教育内容除了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外，还包括与危险行为改变有关的自我效能和生活技能，比如避孕套的使用、交流的技巧、作决定的能力等。
目前在学校开展的同伴教育指所有由同伴教育者带头所进行的教育宣传活动，有多种形式：①同伴教育者扮演教师的角色，进行参与式的课堂教育；②由同伴教育者带头的校园宣传活动，比如文艺晚会、知识竞赛等；③知识信息的传播，比如同伴教育者在校园内动员同学制作并发放宣传小册子等。有的同伴教育者直接来自于目标人群，比如来自于同一个学校或者班级，这些同伴教育者与目标人群有较多的生活和学习上的接触；有的同伴教育者来自于目标人群以外[21]，比如挑选医学院的学生作为同伴教育者，这些同伴教育者除了进行几次课堂教育外，与目标人群没有日常生活学习的接触。
在学校开展同伴教育，比其它教育方式更具有优势。
首先，有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学校是青少年集中的地方，青少年形成了与成人不同的文化小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的每个青少年逐渐形成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艾滋病的话题比较敏感，具有隐蔽性，同龄人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和语言，更容易沟通，谈论敏感话题也更自由。有人对青少年做了访谈[22]，被访的学生认为“学生给学生讲总有新鲜感，比教师讲更生动”。还有不少学生被同伴教育者的魅力所吸引，表示自己也愿意当一名同伴教育者，把知识和信念传递给更多的同学[23]。 Mellanby[24]在对照研究中发现，接受同伴教育的学生比接受老师教育的学生更倾向相信别的学生实施了安全性行为，更倾向于赞同推迟性行为、减少性伙伴数、正确使用避孕套。
其次，促进了良好的社会准则的形成，为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提供支持。同伴教育者在其教育的人群中能起到榜样作用，如果青少年感觉到同伴采取某种行为，他们也更倾向于采取这种行为。这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25]，比如同伴教育者进行安全性行为，其他青少年也倾向于实施安全性行为。同样，有些青少年看到榜样（同伴教育者）采取了预防艾滋病措施，他们也更倾向于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26]。通过同伴间的不断接触，能够强化学习，使各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固定下来[27]。
另外，青少年不仅能参与项目，而且还在促进项目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对同伴的了解，使他们知道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教育和如何进行教育。此外，同伴教育非常符合健康促进的基本原则，比如放权和参与[28]，这也许是同伴参与的方法受到实践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三. 艾滋病健康教育效果的评价
健康教育的评价方法多采用同一问卷，分别在教育前、后调查，然后比较，也有人采用专题小组访谈、主要人物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前者针对问卷中的知识、态度等问题，计算率、比等统计指标，其结果比较片面，不能反映健康教育效果的整体水平，定性研究结果主观性较大，而综合指数法克服了这些缺陷。
1. 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Synthetic Index）属于定量研究，是一种综合评价的方法。指数最早用于18世纪中期评价物价变动，随后出现了环境质量指数、生活质量指数、ASHA指标[29]等。综合指数运用数学方法将多个指标的实测值或其转换量综合在一起，以产生对于某现象进行综合评价或比较的指标[30]。它可以分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指标，将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因素指标加以固定，观察另一个因素指标的变动程度，从而反映观察现象的总体。被固定的指标称为基准值，要观察其变动的指标称为指数化指标。基准值是从现象的联系分析中确定的，并以其在客观实际过程中是否有现实意义为标准。在此基础上，通过基准值的媒介作用无量纲化，把性质、量纲各异的不同指标，转化为可综合的相对数，再采用合理的方法把无量纲化后的各单个指标评价值综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总评价值。
无量纲化也叫数据的标准化，是通过数学变换来消除原始变量量纲影响的方法。无量纲化方法有阈值法、比重法、半正态型分布等。比重法无量纲化公式能客观反映指标实际值与事物综合发展水平间的对应关系，且该公式简便易行，便于推广。比重法无量纲化公式为
式中yi为个体指数，хi为实际值， n样本个数。有时为了简便，将其简化为：
y=x/M
式中x为某指标的监测值（实际值），M为某指标的标准值、平均值（基准值）。
综合指数是把无量纲化的多个指标通过一定计算形式合成在一起，以得到一个整体性评价值。数学合成的方法很多，有加权线性和法、乘法合成法和混合法等[31]。乘法合成法适用于各评价指标间有强烈关联的场合。它强调被评价对象各指标间的一致性，各指标对综合评价有着同等重要的利害关系，指标权数的作用不如加权线性和法明显，因而在有的乘法合成中，干脆就不作加权处理。乘法合成法对指标评价值的变动反应比加权线性和法成更敏感。有助于拉开被评判对象的档次，综合评价的效度更高。乘法合成公式为：
I=
式中I为综合指数，m为指标数，g为分组数，y为个体指数。
综合指数分析的基本要求如下：
① 选择适当的指标。要求做到少而精，能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的某现象或某结果的质量特征。通常按照系统归类、层次性、科学评价的原则设计指标[32]。系统归类是将具有内在联系的或具有相似描述功能的指标归类，从而优化评价体系的综合评价功能。层次性是通过对各指标的分层概括、有机组合，来全面反映评估对象的总体值和各分支效益。科学评价是注重指标的可比性、使之易操作和量化，能横向评价对象之间的综合效益，又适用于对评估对象自身进行纵向的综合评价[33]。
② 根据随访数据及基线数据，综合考察各评价指标。原则上随访时数据和基线数据所包含的总体范围应当一致；它所反映的某现象或结果的变动限于它所综合的资料范围内的变动程度[34]。
③ 合理划分评价等级。有些情况下，直接依据综合指数的大小，经过显著性检验，可比较待评价对象的优劣程度。另一种情况下，应规定各评价等级的指数范围，按评价对象的指数数值评价其等级。
④ 检验评价模式的可靠性：用已知评价结果的历史资料的有关测量值带入评价模式，计算综合指数，对比其符合程度，当实际评价结果与指数评价结果符合程度较高时，才有推广价值。
综合指数法与其他综合评价方法相比，步骤简明，易于操作，计算也不复杂[35]。综合指数是通过指标的实测值与标准值或平均数相比较而得出，因而评价结果的客观性较高。但综合指数法可能夸大权重系数大的因素和掩盖权重系数小的因素的作用，故需慎重赋给权重值。有人认为当个体指标之间呈相关关系，可采用乘法合成法，而不赋给权重。上海许国祥编制上海市人才指数体系，利用了人才学历指数、人才职称指数、人才年龄指数、人才产业指数连乘的方法编制了人才综合指数，探求了上海市人才指数体系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演变[34]。叶柄杰应用综合指数法评价了多因素有害作业项目，取得了满意的效果[35]。综合指数法既适合于多因素影响的环境卫生质量的评价，也适合于医疗卫生机构整体工作质量的综合评价。
2. 专题小组访谈
(Focus Group Discussion，FGD)属于定性研究的一种方法，是从特定的目标人群中，选择6-12名具有类似背景和经验的人组成一组，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就与研究目的有关的话题进行深入、自由、自愿讨论的方法[36]。专题小组访谈既可独立收集资料，又可和其他定量定性研究方法结合，起到补充和解释的作用[37]。在医学界经常需要了解人们对疾病、卫生服务、政策等方面的知识、态度和信念，了解与疾病有关的风俗习惯、行为等，专题小组访谈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与上述内容有关的信息，因而越来越受到医学同仁的重视。有人对教育行政官员、学生家长采用了专题小组访谈，发现项目改变了学校及学生家长对艾滋病预防的态度，提高了社区、新闻媒体对艾滋病预防的关注。
专题小组访谈的原理是依据人们的躯体因素(如身高、健康状况)、社会、文化、心理和环境因素，对小组讨论的动态过程(group dynamic)发生影响。小组成员的性格、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宗教信仰、种族等决定着他们在组内的行为，也决定着其他成员对这些行为做出的反应，同时这些信息和个体特征相结合又可能反过来影响小组成员的行为[38]。个人在小组访谈和单独访谈中的行为是不同的，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思想，在专题小组访谈提供的宽松、无评判的环境中，人们具有表达自己观点、看法的倾向。
专题小组访谈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通常为1-2小时）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小组成员在相互影响下进行深入讨论的机会。它能提供从个人访谈、问卷调查和其他方法中得不到的信息。从专题小组访谈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中，能发现伴随人们行为的想法是什么，不用特意问为什么。专题小组访谈采用开放式问题，它的答案无对错之分，但涉及敏感领域时一定要精心设计[39]。
专题小组访谈还能发现描述疾病症状的方言和与健康有关的概念，这对健康教育者在进行健康教育计划时，采用被教育者能听懂的语言、确定教育内容等都很重要。它还能为定量研究的调查表确定合适的语言、词汇和分类，对调查或其他定量研究的结果做出解释[40]，因为调查只能回答发生了什么行为，而专题小组访谈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行为。
专题小组访谈有一些技术问题。要求参加者来源于那些能最大限度提供与研究内容有关信息的人群[41]。与定量研究不同的是，小组访谈人员常用的选择方法是按研究目的抽样，而不必是随机抽样。小组成员以6-10人为宜。参加者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要与研究的目的一致，且他们在这些特征上要具有相似性，彼此最好互不相识。事先不了解讨论的内容，以便能自然地参加讨论。专题小组访谈的主持人选择也非常重要。主持人应受过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或市场研究专业方面的培训，如有可能应具备敏感、热情、灵活的外向型人格特征。在讨论中，主持人必需具备倾听他人谈话的能力，他/她的作用是鼓励和引导小组成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控制讨论的局面。要以友善的方式提问，对组员的回答不作任何评判，避免使用“很好”、“点头”等暗示价值判断标准的语言和动作，要注意小组成员的身体语言并做出及时的反应。比如一个人可以用坐态、手势、面部表情及其他方式来表示安静、轻松、不耐烦、疲乏、焦虑等。主持人可通过角色扮演、讲故事、看卡通片等方式引出讨论。象“性行为”这样的敏感问题，可以用“其他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行为”这样的说法提问，以使小组成员在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公开讨论性问题。在一位组员发言后，往往要停顿5秒钟，再谈下一个问题，给其他人留出讲话的时间，这样很可能会引出新的观点和看法。有人采用学生家长的专题小组访谈，了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项目对家长和社会媒体的影响，发现学生家长的艾滋病预防态度因为学生而发生改变，从而认识到学生在教育中的中心作用。
综上所述，艾滋病在我国流行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而青少年则是艾滋病的最大受害者[42]，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43]。健康教育是艾滋病防治有效手段之一，综合评价能从整体评估健康教育的效果，对完善健康教育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社会、年龄、文化等多种因素，青少年可能暴露于HIV的机会更多一些[44]，因此探索如何对他们进行更为有效的健康教育，使他们正确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成为预防艾滋病的主力军，对于预防艾滋病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西安市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目前尚属于艾滋病的低流行区。但是吸毒、卖淫等高危行为并不少见，广大青少年面临着来自外界不良信息的威胁。中专生作为青少年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学校的性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年龄上他们与高中生相同，正处于青春期，对性行为和吸毒等艾滋病的高危行为都充满了好奇，但他们个人素质不高，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习俗没有正确认识，缺乏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能力，如果再没有相关的正确知识和指引，将容易受到艾滋病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