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党的指导方针上提出关于“结合"的表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P952)。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这一论断以后，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二)从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上提出关于“结合"的表述。“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这些论断以后，邓小平、江泽民，在各自的论著中继续强调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
(三)从党的发展过程、领导中国人民事业的主题和本质上提出关于“结合"的表述。毛泽东“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2](P330)。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四)从评价党的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和实际决策的逻辑标准上提出关于“结合"的表述。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明确提出：“十多年来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决策，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因而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历史风波的考验，因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因而能随着实践的前进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3](P2059)
(五)从党的建党原则、党性原则上提出关于“结合"的表述。1990年10月17日，宋平在国防大学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科学地总结正反方面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原则。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P1268)。乔石在谈论党性原则时提出：“党性原则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3](P1613)
(六)从判别党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政治理论成熟的标志上提出关于“结合"的表述。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对实际经验的总结，我们党已“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P611)，因而达到成熟。1939年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以后，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邓小平提出：“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4](P346)江泽民提出：“我曾经说过，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5]
(七)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生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最大贡献上提出关于“结合"的表述。刘少奇指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P330)党的七大文献提出这一论断以后，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二、“结合"的“两个方面"的分析
(一)“结合"表述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涵义。党的历史文献显示，马克思主义作为“结合"的一个方面，提法相异，实质同一。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仅指马列主义，而是指由马列主义和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构成的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强调的显然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普遍真理"、“普遍原理"、“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均一贯强调，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要了解和掌握它们的基本原理、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尤其要了解和掌握它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P533)。在这些方面，邓小平的一个独到之点是如此明晰地指出：我们坚持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些失误“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4](P171)。因而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不属于这个科学体系的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那些失误区别开来，为客观、公正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特别是毛泽东的一生，贡献了科学的方法论。这不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或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结合"表述中的“中国实际"的底蕴。中国实际作为“结合"的另一个方面，提法多样，内涵丰富。综合起来，其提法大致可分为5组：1.“本国的具体情况"、“具体实践"、“各个国家的革命实践"；2.“中国的实际"、“国情"、“具体实践"；3.“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具体实践"；4.“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具体实践"；5.“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或“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
第1组提法中的“本国"，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第2至4组提法中的“中国"，主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的革命时期的中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第5组提法中的“中国"，本与第4组提法中的“中国"同，我们之所以要把这种提法突出起来，独立列组，原因就在于，这种提法中除了含有“当代中国实际"以外，还含有“时代特征"，且二者形成不可分离的整体，是一种崭新的提法，有着特殊的意义。5组提法的“实际"，指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状况，主要指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现阶段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社会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它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对象，又是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实践"指人的社会实践，即指主观见之客观——变革自然和社会的一切活动。
从哲学上分析，上述5组提法中的世界各国实际和中国实际的意义，还含有一般和特殊、空间和时间的联系。相对世界各国实际来说，世界各国实际就是一般，中国实际就是特殊；世界各国实际和中国实际，同时存在空间的横向的联系和时间的纵向的联系。相对第2组提法中的“中国实际"来说，第2组提法中的“中国实际"就是一般，第3组至第5组中的“中国实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就是特殊；从时间上讲，第3组至第5组提法中的“中国实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就是第2组提法中的“中国实际"的纵向的展开、历史的发展。
三、“结合"的几种最有代表性的表述
(一)阐明“结合"之结构的表述。“结合"的结构是一个重要问题。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不仅见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结合"的所有表述，而且在这些表述中，有分别代表党的第一、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结合"结构问题上的思想，并使这一思想明朗化的表述。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兄弟党代表的谈话，重点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成功经验，并郑重告诫他们：“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6](P307-308)同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国际青年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实践了哪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一问题时，突出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4]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辟地概括了党创建以来大半个世纪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所以不断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经验——提倡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总结自己的经验，确定符合中国特点的前进道路和战略策略，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他又说：“实现这个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之中。"[7](P1634)
可见，毛泽东、邓小平都认定“结合"包括“两个方面"，不过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看来，是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具体情况，邓小平则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结合本国实际。由于毛泽东、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不是从正面提出并解答“结合"之结构问题的，只指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是“结合"中的两个方面，还没有指明“结合"自身是“结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的论述，把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强调了“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如何实现“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不但重申了“结合"自身相对独立起来，看成是“结合"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在江泽民的视野中，所谓“结合"的结构，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两个方面，同“结合"自身组成的结构。从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观点，使这一观点变得具体、完善，把“结合"的结构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二)呈现“结合"的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之关系的最佳境界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是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之关系的最佳境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互相结合"；指明了实现这一境界的根本途径：“双向结合"即“二化"。就是要既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化"[1](P37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理论的高层“下放"到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底层"，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经验；“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之后，使之上升到新的科学理论的高层，实现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通过这“二化"，也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双向结合"，到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之关系的最佳境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互贯通、渗透、溶化，二者融为一、难分难舍。
(三)展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结合"的两个方面之区别的表述。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明确表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2](P333)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同时，反复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8](P10)的科学理论。
这类表述比较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其他关于“结合"的表述“新"和“深"的地方，是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界定，首先和主要地显示了在“结合"的一个方面，即在“中国实际"的提法方面，邓小平理论有别于毛泽东思想之处。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界定中，“中国实际"的提法是：“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这是一个具有“新"“深"意义的表述。其次，显现出了在“结合"的另一个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方面，邓小平理论有别于毛泽东思想之点。根据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有关论述，在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同时，把邓小平理论界定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理论体系。
收稿日期：2002-06-06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少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J].求是，1998，(4).
[6]毛泽东选集：卷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