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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本工作笔记——再记胡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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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昭程去世后还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127本工作笔记。这些笔记是胡昭程1978年7月20日调入桂东县教育局起开始记的，一直到2000年10月22日病危无法执笔为止。在长达2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胡昭程一直坚持记工作笔记，从没有间断过。我们算了一下，平均每两个月记一本，每天记录数百至数千字不等，估计总字数约400万。
为了更好地了解他，理解他，我们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本一本、一字一句读完了这些笔记，并记下了两本厚厚的阅读笔记。
22年里，只有两天写着“休息”
读他127本工作笔记，我们好像是随着他在工作、在思索，跟着他的足迹往前走。我们发现，22年里，他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只在第110本的一页里写着“5月1日、2日休息”，并且在这休息的两天里，他还将5月份的工作排了个表，一共是7大条13小条。我们查了一下，这是1997年，这一年，桂东的学校布局调整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搞教育的人都知道，对一个县教育局长来说，要搬走一个学校或者新办一个学校，其难度几乎可以与申奥相比。我们根据笔记数了一下，从1997年至2000年，每年他有一大半的时间呆在基层学校里，其中光为寨前学校的搬迁建设他就去了不下50次，而县一中，仅工作笔记有记录的就达430多次！
沙田镇水庄小学，不但在桂东县，就是在沙田镇也是一所不起眼的小学，但从工作笔记上看，胡昭程为建这所小学至少到过9次之多。1996年3月10日，他陪市里的有关领导，连看了这个镇的6所学校后，等领导一离开沙田，他就不顾疲劳，与镇村干部、学区负责人一起为建水庄小学选址。
镇村原把校址定在一个荒岭上，胡昭程与规划室的小郭爬到这个岭上，打开皮卷尺量了两次，然后用指南针为主楼定了位，搞来搞去，总觉不理想，“主要是场地小了点，不管怎样规划，60米跑道的运动场都规划不出来，而且这个荒岭四面悬空，小学生在这很不安全。”胡昭程说。这天天很晚了，加上下雨，没选到合适的地址。
3月14日，胡昭程再次来到水庄，直奔他心中原来看定的一个叫学堂排的地方，到近处一看，一条小河逶迤而过，发大水时会淹到这个地方吗？他问道。当同去的村干部回答说，最高水位也到不了这时，他放心了，拿出“三件宝”，与大家一起，当场绘出了规划草图。
4月7日，胡昭程与香港“苗圃行动”签署了建设水庄等3所小学的协议，解决了水庄的主要建设资金；4月15日，完成了招标工作，确定了工程队及施工方案；4月21日开始施工到8月20日竣工，期间胡昭程至少去了3次。6月1日，他在两所学校参加完“六一”活动，傍晚悄然而至，除了按图纸检查外，还拿着把小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敲敲。敲着敲着他在一个地方站住了，“这里声音不对，肯定混合浆未达标，未灌满！”他将有关人员叫来，打开一看，果然如此。他严肃批评了施工方偷工减料的行为，除按协议处罚外，还局部拆掉返工。6月15日，香港“苗圃行动”几人来桂东，第二天，胡昭程陪他们到6所学校，其中又有水庄。看到胡昭程一到工地就拿出“三件宝”检查，又见到工地井然有序，“苗圃行动”的几位女士、先生感动极了：“有胡局长这样的领导，质量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终于大悟：工作到如此细致的地步，哪里还会有休息日啊。
“我是第一责任人”——事必躬亲
做教育局长，在县里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了，可胡昭程从来不这样看自己，不仅没有一点官架子，而且只要有可能，许多事是自己不辞辛劳，亲自出面。比如1990年夏，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全县动员干部群众集资办学，而且要求各单位带头，7月20日，胡局长带领办公室、计财股的同志一个个单位上门发宣传资料，发动集资。这天的工作笔记上是这样记载的：“到了32个单位(其中8个单位没见着领导)，有的单位上午连去了两次，共有17个单位捐资数百元、上千元不等。”据随行的办公室主任事后回忆，那天胡昭程非常高兴，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喜气洋洋地说：“这是一次大发动，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几个钱，更重要的是全民兴教的气氛。”
给下面的学区打电话，发通知，本来可以安排办事人员去做的，但有一次，胡昭程硬是整整发了一天的电话通知。
那是1999年5月25日，当天早上大雨下个不停，对桂东这个山区贫困县来说，连续不断的大雨意味着什么，胡昭程心里清清楚楚，虽说大部分学校已新建改建，但仍有部分布点学校还有危旧校舍，待撤学校就更多了。于是从上午9点半到中午14点零7分，胡昭程亲自给一个个学区打电话，一是了解情况，二是发出警告。笔记本上是这样记载的：“5月25日下雨，电话通知学校要高度重视危房道路安全。重点注意旧房的墙脚和屋顶、厕所以及屋后山体塌方或滑坡，学生上学放学路上。要向乡镇领导汇报。”接着是一个个乡镇的接电话人、接电话时间。如“普乐乡10∶59无人接电话，12∶02接通，接话人朱盛安。”“桥头9∶45接通，接话人罗新民，要求学区同志重点到中学、中心小学严防死守。”
连续5个小时，胡昭程一个一个地方地打电话，中途有同志见他声音嘶哑，提出代他打电话，他说：“不行，人命关天。我打电话表明我是第一责任人，学区学校就不敢马虎。”
“如果九年义务教育都不保证，那会害他们一辈子。”
许多文章都写到胡昭程把老师当亲人一样地关爱着，这当然不错，但我们读完他的工作笔记，发现他对学生、对全县两万多名中小学生更是有一种特别的关爱，这种关爱不仅仅是问寒问暖，头痛脑热给个药什么的，而是以教育局长的身份，以慈父的心情，关心他们能否有书读，能否读好书。
因为桂东穷，因为直到“九五”末期桂东仍有约1/3的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桂东学生辍学面较大。怎样才能让孩子们读上书，胡昭程可谓绞尽脑汁。我们从笔记本上清楚地看到，自他主持教育局工作以来的10年半时间里，21个学期，每个学期各乡镇中小学学生的辍学情况他都有详细记载。
1996年，桂东遭受特大洪灾，这年的9月7日，他的本子上记下了全县各乡镇的学生辍学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新坊乡，他是这样记载的：“流动学生多；中学32人未入学，去广东打工7人，学武术1人；小学(辍学)19人，其中泥圹7人，龙溪10人为最多；学生交不起钱，开学一周泥圹小学仅收到143元。”这种现状使胡昭程心急如焚，他连续3次到这个乡做劝学工作，先后进了27个学生的家门，并让乡里到广东追回部分打工学生，最终，这个乡的辍学率控制到正常的范围内。
新坊乡如此，全县情况如何呢？10月6日，他笔记本上又记下了全县每个乡镇的情况，并在本子上记下了自己分析得出的学生辍学7条原因和4点劝学工作意见，整整6页！在这天的局机关干部、全县校长、学区主任会上，胡昭程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对每个学生的一辈子负责，如果连九年义务教育也不保证，就会害他们一辈子。”
但是光喊口号、光提要求是不行的，政府和教育部门还得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所以胡昭程先是努力使县委、县政府出政策，为此他数十次汇报、请求，从笔记本上看，1997年7月25日，7月29日，终于有了结果。1997年7月25日，他的笔记本上是这样写的：“县党政联席会，确定建立县、乡两级助困金。县财政0.1%、乡财政1%，每个学生每期1元作为资金来源。”4天后即7月29日的记录是：“县教育工作会议，县委书记李晓龙强调，县、乡党政领导要担起解决辍学的责任，分头依法落实政府、学校、家庭三方责任。一个学生辍学，乡长、村主任、组长、校长、教师、家长都要行动。”以此为契机，他又推动建立了两项制度，一是乡镇建立了督促入学执法队，乡镇长挂帅又出征，二是县电视台开学后坚持定期公布各乡镇、村流失学生人数。两项制度坚持至今。
2000年9月25日，胡昭程去世前最后一次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会上形成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统筹安排资金，救助青山、桥头两个乡最近受大灾的学生，“先各给1000元。”胡昭程说。其对学生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127本工作笔记，里面所含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实在无法一一录下，但仅仅这几个，就足以展示一个真实的胡昭程了。
《中国教育报》2001年9月1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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