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12月29日，本报率先发表了长篇通讯《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胡昭程》之后，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原教育局长胡昭程的感人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今年1月21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向胡昭程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2月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向“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胡昭程学习的决定》。本报又以三个整版发表了两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续〈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胡昭程〉》。在新世纪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再次深入采访，挖掘出更多的素材，写成又一篇通讯。愿胡昭程忠诚实践“三个代表”的精神在全国教育工作者中弘扬，弘扬，再弘扬！
他走了，但人们对他的怀念却与日俱增。当记者8月下旬再访桂东时，桂东人民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从8月27日记者到达的当晚到9月1日记者离开桂东，招待所房间的电话和手机接二连三，都是桂东干部群众、学校教师要求向记者倾诉对胡昭程的怀念；在学校，在农村，要求接受采访的人总是争先恐后。流源乡芳村小学56岁的校长邓炳林，为寻访记者，29日一大早就从学校步行13公里，下山到了流源学区，一直等到傍晚6时15分才见上记者的面；黄洞乡高桥联办小学在海拔1300多米的白云深处，曾天祥老师则在30日一大早下山，步行20余公里到了黄洞，而见着记者时已是下午5点半；青山乡宋家小学的郭尤松老师，担心记者没有时间到青山，便提前一天，步行20公里后，再转两次车，行程100多公里，于30日晚上9点终于见着了记者；为了让大塘乡春峰村支书、村委主任接受记者采访，大塘乡长和人武部长到处打电话联系，后又赶到圩场的人海中去寻找；城关镇金洞村秘书郭德雄为了向记者倾诉对胡昭程的怀念，硬是推掉了可赚数百元的运沙工程……
这是一种记者从未经历过的情景：记者采访群众，成了群众寻访记者。那么多人那么急迫地寻找记者，无非是想倾诉有关胡昭程的一件件“小事”……
他对亲属们说：“我是16万余群众的局长，不是家里的靠山……”
1993年，胡昭程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先是自己胃病大出血住院治疗，不久妻子又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日子异常艰难。
考虑到他家里的特殊困难，当时的县长张友安，特批将胡昭程的妻子张彩云从城关完小教学岗位上调到县电大工作站搞财务。调令开出去了，张老师也到电大工作站报了到。但胡昭程说这是帮倒忙，给他添乱，找到了张县长左磨右磨，又到电大工作站收回了调令。“张彩云不能动就动胡菲。”当时管人事的教委副主任郭立伟说。
胡菲是胡昭程的侄女。严格来说，胡菲是个孤儿，生下来没见着父亲的面，母亲为了生计在生下她只几个月后又改嫁了。她从婴儿时起就寄养在江西省一户人家。长大到要读书了，作叔叔的胡昭程尽管自己负担很重，还是从江西将她接到了自己家，送她读书，一直到县成人中专毕业。1986年，原县教委主任方绪远通过向县委、县政府专题汇报，将她招工安排到了县教委钢铸厂工作。工厂解体后，经过专门培训又安排到流源乡小学工作。
委里几位领导背着胡昭程一商量，1993年6月，一纸调令将胡菲调到县教育印刷厂工作。意思很明白，让胡菲跟随叔叔婶婶生活，好帮婶婶一把。
刚回家一天，就遇见了叔叔。“菲菲，回来办什么事？”叔叔亲热地问。
“到印刷厂上班呀。”菲菲高兴地回答。
胡昭程一听，脸色就变了，立即追问：“谁叫你来的？”
“教委调我来的，您怎么不知道？”胡菲见叔叔这样，也疑惑起来。
“菲菲呀，这可能是其他委领导照顾你，照顾我们家。但你不能这样，你必须回乡下去上班。你想想，今天这份工作，也是组织照顾才有的。一个人要知足……”胡昭程耐心地对菲菲说，“其实，只要自己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不管城里乡里都大有作为。”就这样，菲菲又回到了乡下。
胡昭程的所有亲属都难沾到他这个局长的“光”。桂东县有人统计，胡昭程自己有6姊妹，他的妻子张彩云有7姊妹，双方兄弟姐妹生下的子女达34个人。如今除了6个还在读书，12个当农民或搞个体外，还有16个参加了各行各业工作，都是大中专毕业后正常就业的。惟一名正言顺沾胡昭程的光，由组织照顾的就是他的女儿胡婷。这是胡昭程去世后，郴州市委、市政府，桂东县委、县政府特别研究批准，按专业对口的原则，安排到桂东县公安局工作的。
其实，这对曾因卖矿泉水牵动民心的胡婷来说，也是迟来的关爱。记者在继续深入采访、查询档案后得知，胡婷1997年中招时以649分优异成绩在提前批次录取中被录入湖南省司法警官学校，属统招统分。2000年7月毕业回桂东后，县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研究时，是要分配工作的。只是当时县委、县政府定了个原则，优先安排师范类毕业生，其他行业则暂不安置。尽管县委、县政府和分配领导小组考虑方方面面因素，在分配时照顾安置了25名非师范类毕业生，但胡昭程没有接受这个照顾，他说：“我是分配领导小组成员、教育局主要领导，将自己的女儿照顾进来后，我如何工作？如何向群众讲话？”他对胡婷说：“婷婷，爸爸不是你的靠山，你的靠山是你自己。今后你的路有两条，一条是不管是桂东还是其他地方，有干部职工招聘，你就去考，去应聘；另一条就是去打工。不管干什么，你都要搞好学习，有本事了，到什么地方都不用愁。”
关于自己才是“靠山”，胡昭程的外甥女黄宇黎体会最深。她初中毕业时，报考中专，考出了497.5分的成绩，与她报考的师范提档线比还差3.5分；但比当年卫校的投档线则高出11分。当时胡昭程管招生，作为桂东这个贫困县，黄宇黎升中专的路多的是，可以读定向，也可以委培，甚至跟有关学校商量一下，也可调整志愿。现桂东县桥头乡人大主席，当年做招生具体工作的朱昌龙多次问胡昭程有什么人需要照顾，胡昭程始终未开口。当黄宇黎的父母胡昭程的亲二姐、二姐夫多次哭着求他时，他也未松口。最后二姐骂胡昭程是一个“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人，姐弟俩一年多没讲过一句话。
后来，黄宇黎上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城关小学代课教师，连续3年，年年都有一批代课教师转正，黄宇黎不敢向舅父说，但二姐、二姐夫为了女儿前途，可顾不了老脸，又一次次上门找胡昭程。有一次二姐发动了全部兄弟姐妹，由父母坐阵，请来胡昭程论理，八九个人齐声合力只为讨胡昭程一句话：“黄宇黎可不可以转正？”胡昭程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办事总有政策的条条框框。我希望你们理解我的工作，支持我的工作。如果我管不好自己，管不好亲属，我还算共产党员？我怎么当这个教委主任？”知子莫若母，近80岁的老母亲哭着说：“昭程倔着呢，你们就依了他吧！”
黄宇黎知道转正无望，辞去了代课教师，埋头读了几个月书，考上了武汉一所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留在了武汉，如今下海成了大户。这次回家，她得以与亲的、表的兄弟姐妹聚合一起，她对大家说：“近10年来，我经历了这么多风雨，在社会上奋斗了这么久，遭遇了不知多少人，我越来越感到舅舅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讲的有道理，一个人要进步，要成长，真正的靠山是自己。”
比黄宇黎迟两年离开代课教师岗位的，还有胡昭程大姐的儿媳何晓丽。她也是通过考试进城郊一所小学的。她连续干了3年，工作越干越好，一家人希望她就这样稳稳当当地当个小学老师，为此，家里还花5000元为她买了城镇户口。没想到城关镇为安排偏远乡村进城的骨干教师，要减少一个代课教师，减谁呢？当时代课教师有六七个，胡昭程首当其冲就想到了何晓丽，不管外甥陈红旗怎么求情，他也未改变主意。
谈起这些，胡菲感慨很多。她说：“一开始，许多老师不了解我叔叔的为人，总认为我们这些亲属的事好办，只要他一句话就行了，其实我们作亲属的最清楚，我们就是要不到叔叔一句话。”
钢铸厂解体时，4名职工经过培训要到学校任教。大家都说胡菲肯定会留城里。“不就是你叔叔一句话！”但胡昭程没有说这句话，4名任职任教的职工有两名留在了城里，一名放在城郊，只有胡菲下到了流源乡。胡菲结婚了，生小孩了，婆婆身体不好要人照顾……谁都认为，胡菲会照顾回城任教，“不就是你叔叔一句话”，但胡昭程这句话又没说，胡菲至今仍在乡下。胡菲结婚时，跟所有女孩一样，也想置办些好一点的家具、被服。但，她缺钱！“不就你叔叔一句话！”是的，在常人看来，只要胡昭程一句话，“办酒”，请帖一发，就可财源不尽滚滚来！
胡菲夫妇俩也商量过，搞小一点规模，还是要请请客，找叔叔一汇报，卡了壳了。胡昭程说：“社会风气、党风、家风都要大家一起努力才搞得好。现在请客送礼之风太盛，搞坏了社会风气。有的党员、干部要借办酒敛财，实际上这就是搞腐败。”
胡菲是胡昭程抚养的亲侄女，他们夫妇一直视为己出。胡菲结婚时，胡昭程夫妇俩为她置办了一些必要物品，结婚那天，将两家亲属请在一起聚会了一下，连他们同校的同事也未请。学区老师们是在胡菲请大家吃喜糖时才知道的。
其实，这几年除了胡菲结婚外，胡昭程家里有乔迁之喜，有女儿升学之喜、毕业之喜，还有他本人的50寿辰，要办酒理由多的是，要从中捞个三万、两万也没大问题。但胡昭程一个个压住了。搬家时，没惊动教育局一个人，也没放一串鞭炮；胡婷升学，要算胡昭程夫妇俩最高兴的事了。但也只在胡婷去新学校前搞了两桌。胡昭程特许胡婷请了两位班主任老师，但酒宴后都要胡婷登门退还了老师们的红包。
老师们说：“离开教育战线，离开桂东，不难获得更好的条件和待遇，但是再难碰到胡局长这样掏心的人……”
流源乡芳村小学校长邓炳林今年56岁，但岁月沧桑留在他身上的印记，使人感到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但就是这样一位长者，8月28日还与另一位教师一起，各背着一包近30公斤重的书本爬了13公里山路。8月29日傍晚，记者握着他的手劝他别这么累着自己时，他说：“不累，不累，我想起胡局长就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在邓炳林心中，胡昭程一直是位好领导、好党员。1996年“八二”洪灾后，他更感到胡昭程是自己的亲兄弟。
在那场洪灾中，由于山体滑坡，他的房屋倒了一大半，80岁老母也在房屋倒塌时被砸昏了。胡昭程在得知这个情况时，正陪原市教委主任廖德著等领导下乡组织抗灾保学工作。他当即便请陈祥斌代表局里步行近20公里去看望，同时送去600元现金和衣被等生活用品。过了几天，他又亲自去看望了邓老师。
当年8月28日，胡昭程到流源乡芳村等学校检查抗灾保学工作时，又专门挤时间到了邓炳林老师家里。他拉着邓炳林母亲的手，深情地说：“老妈妈，您受苦了。但，请您放心，有共产党，过不久您家会建得比原来更好。”老妈妈知道胡局长是教育部门“最大的官”，老泪纵横地说：“就全靠你们了，就全靠你们了。”
此时，邓炳林的家残垣断壁，未倒的部分房子也到处是沙石。胡昭程向邓炳林详细询问重建打算。听到邓炳林说从经济角度考虑，只好在原处重建后，胡局长连声说：“不行、不行，一定要另外选地方建。”接着他又到附近选择、比较了几个地方，提出了最佳新建地址。但邓炳林仍是一脸愁云，“难呵！”他长长叹了口气。
胡昭程离开了芳村，但邓炳林的一脸愁云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教师节前，原郴州市委书记梅克保在寨前乡召开受灾教师座谈会，胡局长又特别通知远在流源乡的邓炳林老师参加，想让更多的领导了解他的实际困难。过后，胡昭程又专门去流源乡找了郭海龙副乡长，请乡党委、政府关心邓炳林重建家园的问题。经过多方努力，当年邓炳林在胡昭程选定的地方重建了比原来好得多的新居。
“搭帮胡局长呀，我不但先后得到了2000多元现金资助，而且征地、办手续没要一分钱，”邓炳林闪着泪花深情地接着说，“我虽老了，但我总感到我是个幸福的人，我们全县教师都是幸福的人，遇到了这样的局长，你看这次全县受特重灾害的教师也有几十上百个，胡局长一个个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个安排得这么周到，他真是将我们老师当自己的亲人待呀！可惜，他……”邓炳林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1998年9月中旬，正是高寒山区黄洞乡稻子扬花受穗之时，却阴雨连绵，造成许多农家粮食基本失收。胡昭程是在国庆期间偶然听人说起此事的。他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赶到了黄洞学区。恰好老师们正在开会，他很快便见到受灾最重的李天祥、曾庆祥、黄光亮3位老师。胡昭程将他们邀在一起开了个小座谈会，除了他个人给每个教师送去200元表示慰问之外，还特别鼓励他们要自力更生做好抗灾工作，同时要坚定信心，搞好教学。
1978年，曾天祥15岁时，便开始在湘赣边界的几所小学任教。这里海拔1300米，要走近30公里山路才能坐上车，条件是够艰苦的。他想，如今自己在这样的地方干了20多年了，也该轮到自己下山了。他曾几次动笔写请调报告。但胡局长慰问了自己后，他便收起了写好的报告。胡局长病逝后，他连续几天伤心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次他见到记者时话不多，却坚定地说：“为了纪念胡局长，我要无怨无悔再在山上干20年。”
像邓炳林、曾庆祥这样直接得到过胡局长帮助的教师，每个乡都可以数出一串儿来。胡昭程对身边的干部说：“老师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当干部就应该与教师有血肉般的关系，这就要我们事事将心比心，人人以心换心。”
桂东穷，难留人，一度教师流动相当大。胡昭程说：“我们桂东要留人，一拿不出钱，二条件太差拿钱也留不住。我们要留人就是一条，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城关完小科研室主任欧力立回忆：“1990年10月29日，胡昭程亲自送我和另外10人到清华大学附中、附小对口学习。他去了整整一个星期与大家同吃同住，白天一起听课，晚上还要一个个拜访学校领导和指导教师，召开座谈会。稍有一点儿空闲，他又一个个与我们谈心。我当时教语文，开始做注提实验。胡局长鼓励我学3个月回去后，要在科研上闯出条新路来。为此他不仅找附小对口教师介绍我的情况，提出了指导我的具体要求。他还通过多方了解，在附中找到了注提实验专家陈茂棣老师，两次带我与陈老师见面。”
欧力立是湘潭人，要回家乡从教有种种方便条件，而且东江师范、县妇联等单位都找她谈过回去工作的问题。她说：“自到北京学习后，我就下定了在桂东当一辈子教师的决心。我相信，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可能获得更好的条件和待遇，但是再难碰到像胡局长那样为你掏出一颗心的领导。”如今欧力立成了桂东县惟一的特级教师，县教研室兼职教研员，市、县学科带头人。
桥头乡中心小学校长陈兆雄则是第一个赴北京对口学习3个月的民办教师。他与胡昭程的直接交往是送报告给胡昭程要求民办转公办开始的。
原来陈兆雄担任民办教师后，事业心很强，也肯学习，工作干得很不错，1988年被评为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按当时郴州地委的一个文件规定，地以上优秀民办教师可以优先录用为公办教师。在同事劝说下，他给胡局长送去了报告。
胡局长特别约见了陈兆雄，对他的学习、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也表扬他这是热爱教育事业，积极上进的表现。在一个“但是”后，胡局长却和他商量：“全县民办教师还有一大片，其中有不少干了几十年的中老年民办教师。他们也是合乎政策的，而每年录为公办教师指标就那么多，你还年轻，一是可以等，二最好是走别的路，譬如通过读书，从招生指标那头转。”胡局长说得好在理，陈兆雄也听从了，从那以后，陈兆雄更注重了学习。
1991年3月，县教育局通知陈兆雄进京学习。陈兆雄感动不已。因为他是民办教师，从解决经费到办种种手续，胡局长一个个环节都给予了关照。陈兆雄到北京清华附小后，指导教师是主管教学的张萍副校长，胡局长又先后几次与张萍副校长通话，要她多给陈兆雄压任务。
北京学习归来，陈兆雄如虎添翼，工作得更有劲了。1994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郴州师范民师班，从这条路上被录用为公办教师。毕业后他又回到桂东。1999年8月，他被任命为桥头中心小学校长。当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胡昭程与陈兆雄就中心小学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问题，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陈兆雄在追忆胡昭程时曾深情地说：“在人生路上，总有供自己选择的岔道口。胡局长就是在我前进的岔道上指路的人。如果没有胡局长的指引，今天我也许是另一种活法，混个公办教师就心满意足了，远远达不到现在的业务水平。每每想到此，我都格外珍惜我的今天。胡局长去世后，我默默地发誓，我会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各行各业的人说：“只要看胡昭程花钱的细节，我们就信得过教育局……”
2000年，桂东县财政给教育的全年预算经费是1480万元，到年终实际拨付为1684万元。除了工资普调增加122万元外，财政还给教育局拨了基础设施费60万元，为教育偿还贷款，专拨了20万元。谈起这两笔增拨经费，财政局管行财的副局长郭垂茂说：“给教育的钱都是放心钱，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增加教育投入。”
为什么说给教育的钱都是放心钱，郭垂茂向记者介绍了一段动人的经历。2000年6月中旬，县里组织9名有关负责人去东北考察教育，县委、县政府管教育的领导都在其中，胡昭程也是其中一员。郭垂茂从未去过北方，包括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老婆孩子都为他有这个机会而自豪，老婆还特别交待他多带点钱，一定要到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看看。没想到负责具体操办此事的胡昭程在7天7夜里，让大家除了看学校还是看学校，让许多名胜古迹、旅游胜地与他们擦肩而过。直到在订返程火车票时，胡昭程了解到郭垂茂还未到过北京，才决定返程时在北京转车，利用候车的几个小时，让郭垂茂到天安门照张相。那天，他们一行中午1点抵达北京，下午6点又要上火车往回赶，除了下车出站和进站上车的时间，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到4小时。胡昭程为了让郭垂茂充分利用这些时间，亲自“打的”陪郭垂茂先上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照了几张相，然后又赶到王府井大街看了一段，边看边讲解，勉强解了郭垂茂的“馋”。
“我真服了胡昭程，服了教育局。为了学校，为了桂东人民，他真正是费了不少苦心，作为财政部门，我们不全心全意支持教育，也就对不起他们了。”
多年来，桂东财政一直是全力支持教育的，教师工资未拖欠过一分一厘，教育经费按政策支付也未打过折扣，作为一个财政总收入不到3000万元的县，确是难能可贵。这里面，当然要归功于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重视教育的远见卓识，但是与教育局在社会各界的“信用度”也是很有关系的。
“只要看胡昭程花钱的细节，我们就信得过教育局。”桂东的老百姓这样说，各行各业的人士这样说。
到过桂东县一中的人都知道，该校教学主楼有一面积达92平方米、题为“如歌年华”的巨型壁画。整幅画由21万块彩色玻璃马赛克组成。内行人估价至少在10万元以上。谁也想不到，整个造价仅1625元。
有人说这是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胡昭程，是他用诚心和精打细算为桂东人民又节约了一笔钱。
是他几次登门，向桂东一中校友、湖南师大美术教授李少波宣传桂东人民兴办教育的决心和气魄，恳请他为母校多作贡献。李少波欣然挑灯夜战，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设计出了几套壁画方案，没收一分钱设计费。
是他率桂东一中郭立中等人到广东佛山采购瓷砖时，专门挤时间选购壁画材料。他一家又一家，连走了4个厂家，要价都贵得惊人，不管随行同志怎样建议，胡昭程都下不了决心。
后来，他们又来到了荣冠马赛克厂，一进大厅，便见一幅题为“迎客松”的马赛克壁画。仔细一看，工艺不错，胡昭程心中一喜：就应该在这里了！但一问价，这幅仅6平方米的壁画，造价也达两万多元。
胡昭程跟厂方磨了半个多钟头，价格还是下不来。“不就一幅壁画吗？造价哪能这么高？”胡昭程有意这么激了一句，厂方便滔滔不绝地从马赛克的质地到施工流程谈了起来。胡昭程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地专心听着，领会着镶嵌壁画的技术要领，心里打起了主意。
“好了，我们就买你们的马赛克和镶嵌工具。”厂方和随行人员一听，个个目瞪口呆，好一会儿，厂方才说：“不行，不行！我们还没这个先例。”几个随行人员也犹犹豫豫地说：“就是怕把好事办坏！”
“什么事都是学习成的，先学再干，边干边学怎么会把好事办坏！”胡昭程下了决心。接着他找到厂领导详尽介绍了桂东的贫穷情况及桂东人兴教脱贫的决心。厂家深受感动，决定大力支持桂东。考虑财务流程，决定象征性收费，21万块马赛克收费1400元，9套工具收费225元。还反复说，镶嵌壁画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找他们。
回到桂东，胡昭程亲自主持，带领部分美术教师、郴州师范正在桂东实习的9位毕业生，加上施工方人员，反复摸索，终于高质量将巨幅壁画镶嵌到了墙上。
像这样的事，胡昭程干了一件又一件，时任县委书记的李晓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教育局的胡昭程，用一分钱办成了一角钱的事，而我们有的人拿一角钱却只能办一分钱的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想想。”
胡昭程对同事说：“一分钱一厘钱都是群众的血汗钱，都应用在该用的地方，发挥它最大的作用。”他身体力行，从不乱花一分钱。
1999年11月，他在北京参加国家高级教育行政研修班学习，包括到江浙一带考察，时间长达半月。这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统一行动，各县市区教育局长都参加了。包括机票、车票、住宿票等在内，参加学习的14名同志结算发票均为4300元。另外，胡昭程还为局里购资料、光碟等445.2元，为省教育厅邮寄资料44元，用电话费162.1元。按理这些均在报账之列。但他仅交出了4300元那张发票，时管计财的党组书记、副局长邓兴南在发票上签了“同意报账”的意见。但在邓兴南批了之后，胡昭程自己又在发票上写了一段说明：“按局里局级干部参加上级组织学习活动只能报2500元的规定，此票实报2500元。”意思很明白，除此之外的一切开销，都由他个人掏腰包了。
这是胡昭程珍惜每一分人民的血汗钱定的规矩。外出学习、出差都实行限额报销。想随心所欲花钱，不行。因此，住的、吃的、行的，你只能就低不就高。
这些年还出现了搭车领补助的现象。像凑份子一样，只要政策上开了口子的，诸如监考费、加班费等，干了的自然要造册补助，就是只沾了边挂了名，甚至连边也沾不上的也要加上个名字。胡昭程绝不容许这样，仅记者翻阅过的14本记账凭单，胡昭程划掉自己的补助名字就达8处之多。
一位伟人说过：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胡昭程这些平凡小事，只不过是他人生海洋中一滴滴小水珠。而这每一滴水珠，却映射着他忠诚实践“三个代表”的人生境界。
《中国教育报》2001年9月10日第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