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26日
星期一
 
当前栏目>>今日要闻
“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
——续《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胡昭程》
本报记者 胡宏文 李让恒
  2000年12月29日,本报发表长篇通讯《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胡昭程》(以下简称《胡昭程》),并配发评论员文章《21世纪同样需要焦裕禄精神》,率先在全国报道了湖南郴州桂东县已故教育局长胡昭程的事迹。

  从此,胡昭程的名字像一股强烈的冲击波,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第一位受到震撼的,是湖南省省长助理许云昭。12月25日,胡昭程逝世仅4天,许云昭便收到《胡昭程》送审稿,也当然成为《胡昭程》的第一位读者。第二天,记者就收到许云昭同志的批示。他写道:“我含泪读完宏文、让恒同志采写的胡昭程同志的事迹报道。我们湖南的教育就是因为有了像胡昭程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这样的教职工,才有今天这样蒸蒸日上的局面……”他还特别注明了落款的时间:“2000年12月25日夜零点15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第一位读者还有一位特殊的“伴读”,她就是许云昭同志的爱人黄顺成女士。黄女士本来在北京工作,此时正在长沙治病。见许云昭同志含着热泪审阅一份材料,拿过来一看,是《胡昭程》,她也跟着读了起来。这一读,不仅读得泪流满面,而且一通晚都没睡着,服用了4粒救心丸。记者第二天听说此事,还真担心她本来患有心脏病的身体会不会受到影响。

  2000年12月31日,也就是《胡昭程》发表的第三天,湖南省副省长唐之享在他的办公室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向东、选德同志:20世纪最后一个工作日,我读到《中国教育报》胡宏文同志《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胡昭程》,动人的事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胡昭程同志身处国贫县——桂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虽然掏不出多少钱,但我可以为教育掏出一颗心”。我建议省委宣传部今年初作为重大典型向全省、全国推介,号召广大教育工作者、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向胡昭程同志学习,把我省、我国的教育事业搞得更好。

  2001年元旦过后,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吴向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选德,原省长、省政协主席、老领导刘正,均就《胡昭程》报道作出批示,提出将胡昭程作为一个重大典型向全省、全国推介。湖南省教育厅、中共湖南省委高校工委正式行文发出《关于开展向胡昭程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2001年1月18日,教育部人事司电告湖南,传达陈至立部长关于“教育部要发学习胡昭程的决定”的批示。半个月后,教育部《关于向“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胡昭程同志学习的决定》发向全国。

  2001年1月20日至21日,省委书记杨正午、省长储波分别在省教育厅厅长蒋作斌呈报的专题报告上作出批示,提出将胡昭程作为“三个代表”学习教育的大典型,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学习。1月28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向胡昭程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和《胡昭程》一文均在《湖南日报》刊出。

  春节前后,湖南省教育厅、中共郴州市委、郴州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专程赴桂东慰问了胡昭程家属,并帮助解决了其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

  2001年2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在桂东慰问了胡昭程亲属。他紧紧拉着胡昭程同志妻子张彩云的手说:“昭程同志是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湖南的焦裕禄,是教育战线的焦裕禄,虽然他积劳成疾去世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2001年2月5日,《光明日报》以《教育局长的好榜样》为题报道胡昭程,胡昭程事迹的传播范围和力度进一步加大。

  2月12日至今,胡昭程事迹报告团先后在郴州、长沙作了7场巡回报告,每场都是掌声不断,泪水长流,“多年没见过这样感人的场面了”。

  山东、江苏、新疆等省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已对学习胡昭程活动作出部署……

  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一个基层干部的名字,为什么能在跨世纪的时刻拨动千千万万心灵的琴弦,演奏出时代强音?

  让我们继续沿着胡昭程的人生之旅,来探求答案。

  

                  透明的矿泉水啊,你映照出胡昭程的人生境界

  胡昭程有一儿一女:女孩为长,叫胡婷;儿子为次,叫胡涛。

  胡涛是个弱智儿,读了五年学前班才勉强上一年级,至今吃喝拉撒全要人照料,这一直是胡昭程夫妇的一块心病。

  胡婷就不同了,聪明伶俐,活泼漂亮,而且很懂事。一看到女儿,胡昭程浑身的疲惫感便会消失一大半。

  2000年6月,胡婷从湖南省司法警官学校毕业了,工作单位要自己找。按“内行”人士分析,胡婷要解决工作问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软着陆”,即胡昭程运用手中的权力与别人交换,将胡婷安排在其他部门;一种是“硬着陆”,就是直接将胡婷安排在教育系统。即使“硬着陆”,县里也有领导出面担担子:胡婷会好几种乐器,又写得一手好字,在学校是书法美术班成员,作品曾获优秀奖。再说,胡局长在教育系统工作30多年,儿子是弱智,女儿得点照顾也不过分嘛!

  但是,这两种方式胡昭程都不准采纳。搞权力交换,这是他最忌恨的事。至于教育系统,“还有的师范生至今落实不到岗位呀,我女儿怎能考虑呢?”他说。

  但是老呆在家里总不是个办法呀,胡婷决定自己出外闯一闯,找点临时工做。爸爸妈妈都表示赞同。

  在郴州奔波了几天,胡婷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推销矿泉水。每天基本工资10元,另加5元伙食补助,然后每卖一瓶矿泉水提成8分钱。

  “妈妈,我有工作啦,推销矿泉水!”胡婷在电话里高兴地说。

  “什么?婷婷卖矿泉水?”妈妈张彩云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马上就想把胡婷叫回来。

  胡昭程却一把抢过话筒说:“婷婷,卖矿泉水也很好,只要自强自立,干什么工作都一样,爸爸支持你,要自强自立啊!”

  有了爸爸的支持,胡婷干得更起劲了。就在这时,她听到一个信息:郴州市第六届中小学生运动会将在桂东举行。这么大的运动会,不是需要大量的矿泉水吗?整个运动会的筹备工作又都是桂东县教育局负责的。她喜出望外,立即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爸爸,您说过,我卖矿泉水您是支持的哟!”“那当然,支持,支持。”“我现在就有一个事情需要您支持哟!”

  “那当然,支持,支持。”

  “郴州市在我们县开六运会,您跟会务组的人说一声,订我们的矿泉水好不好?”

  胡昭程语塞了:“这个……这个……像矿泉水这样的事,我也不好去说呀!”

  “你不好说,那我自己去说!”胡婷把这件“小事”看得很容易。

  “不行不行!”胡昭程竟严肃起来:“你去说,人家也会以为是我授意的。这样吧,如果会务组的人找上门来,你可以谈,但你不要主动去找。”

  胡婷挂上电话,嘴翘得老高。她知道,老爸既然不让自己主动去找,谁还会“找上门来”呢?每当她吆喝半天才卖出一瓶矿泉水时,她就想到:只要老爸放我一马,我这矿泉水就不是一瓶一瓶地卖,而是一箱一箱甚至一车一车地送了。哎,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位爸爸呢?

  一天在郴州市北湖公园门口,胡婷冒着烈日在卖矿泉水。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下来,胡婷一看车牌,这不是爸爸单位的汽车吗?车门一开,果然是爸爸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原来爸爸在郴州开会,特意来看望她。爸爸询问她矿泉水的价格,一天能卖多少,然后鼓励她好好干,并叮嘱她注意休息,保护身体。胡婷高兴地给爸爸送上一瓶矿泉水,胡昭程却没接,还开玩笑似的说:“自己推销就不要钱么?”

  像来的时候一样,胡昭程满面笑容地向女儿告别。但司机小罗看到,胡昭程刚一转身,两颗晶莹的泪珠就在眼眶里打转。

  后来胡昭程住院,胡婷辞去卖矿泉水的工作,护理胡昭程。在病房,胡婷还替原单位求过一次情:“我卖矿泉水时,老板对我很好,现在我脱离那个单位了,反正是需要矿泉水的,就照顾那位老板一下吧!”

  胡昭程回答说:“我当然知道你脱离那个单位了,也知道你纯粹是帮别人的忙,但是其他人都会这么看吗?没人怀疑你拿回扣吗?这件事你就别管了,你老板肯定也知道开六运会的信息,任其自然吧。”

  就这样,胡昭程直到逝世,都没有为胡婷的工作问题打一声招呼,也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给掌上明珠似的女儿以任何照顾——哪怕一瓶矿泉水!

  胡昭程逝世后,他的家庭困难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胡婷也落实了工作岗位。现在的胡婷,一见到矿泉水,就会勾起一段回忆,并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回忆中,加深对父亲的理解与敬重。

  是啊,人们常说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那清澈透明的矿泉水,不就映照出胡昭程的人生境界么!


  时刻牢记“一人当官,全家从严”的胡昭程,打的是另一种“擦边球”……

  类似胡婷这样的体验,不但胡婷有,张彩云有,每一位与胡昭程沾亲带故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有过。

  胡昭程有个惟一的亲弟弟叫胡昭远,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搞建筑。昭程工作忙、钱又少,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昭远料理的。后来昭远身体越来越差,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也想哥哥能帮一把。看到教育系统到处修学校,哥哥又当局长,心想自己揽点业务是没问题的。哪知胡昭程刚发现这一“苗头”就明确告诫弟弟:教育系统所有建筑业务你不要挨边。为此胡昭程还给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有位校长背着胡昭程与胡昭远草签了承包合同,胡昭程知道后大发雷霆,骂过胡昭远,又将校长狠狠批评一顿,最后明令不准签正式合同,这样,草签的合同只得变成废纸一张。

  “我不打你的牌子,公平竞争还不行吗?”弟弟很不理解。胡昭程对弟弟说:“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道理我还不懂?但是只要我当局长,你能使全县那么多教师相信你在教育系统的业务是公平竞争得来的吗?如今市场大得很,别处的钱任凭你赚,但教育系统你要回避。”

  就这样,全县教育系统在胡昭程主持工作期间投入6000多万元搞基建,但胡昭远没有承接一分钱的业务。

  好在胡昭远和胡昭程接触多,兄弟之间能够互相理解。但胡昭程与舅舅黄振球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则造成了七八年的“感情破裂”。

  黄振球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农民,6个儿女,前面5个都没跳出“农”门,最小的女儿黄小凤初中毕业收到郴州幼师的录取通知书。其实黄小凤读的是自费委培,农民不懂,以为进了国办学校就是国家的人。恰好就在黄小凤幼师毕业前夕,胡昭程上任教育局长。昭程可是小凤的亲表哥啊!黄振球喜不自禁,带着小凤来找昭程。

  “你表妹读幼师快毕业了,分配工作要靠你关照哦!”黄振球反复嘱托。

  此时的胡昭程也没弄清楚,一直以为黄小凤是包分配的中师生。黄小凤学习努力,吃苦耐劳,他也是知道的。于是他高兴地应承着:“行行行,我们桂东又多了一位好老师。不过小凤你要有思想准备,到边远山区、条件艰苦的学校工作。”“没问题,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吃。”黄小凤毫不含糊地说。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开始了,胡昭程在幼师分配名册里怎么也找不到黄小凤的名字,一查才知道,原来黄小凤是自费委培生,不包分配的。胡昭程没办法了,赶快上门向舅舅作解释。

  “国家不包分配,你当局长也可以包啊!有的人连大学、中专的门都没进过,靠关系走门子,照样安排了工作。你表妹可是在幼师扎扎实实读了几年书的呀!”

  “不行啊!类似小凤这样的情况,全县有几十个,应该一视同仁,小凤怎能特殊呢?”

  舅舅先后7次上门找外甥,还说不动胡昭程,便把姐姐搬出来。黄振球的姐姐便是胡昭程的母亲啊。70多岁的老母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呀,你不是管教师的吗?小凤是幼师毕业,也入了师字的圈,你就让她当教师吧。”胡昭程说:“娘,要能办的事我早就办了,还用得着您来开口吗?”“好哇,当官了,外甥不认舅了!”黄振球彻底失望了。

  年轻的黄小凤倒是通情达理,她打听到外县的同学也没得到安排,便劝父亲:“你也不要总是责怪表哥,政策是这样的。”“你不要为他说话,我就晓得他六亲不认!”

  过年了,胡昭程照样提着礼物来给舅舅拜年,还没进门,黄振球就连人带礼物往外推:“走走走,你没有我这个舅舅,我也没你这个外甥!”

  后来黄小凤通过公开招聘,在一个单位找到了工作。她见父亲还在生表哥的气,便劝和说:“你不要再记恨这些事了,我现在不是有工作了吗?”

  “你有工作,一靠你的本事,自己考上的;二靠我的本事,送你读了书,与他又没关系!”就这样,黄振球的一股气一直憋到近两年才缓过来。倒是胡昭程逝世后,看到外甥的事迹广泛宣传,受到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赞扬,黄振球似有所悟:“难得难得,我外甥的确是个清官。幸好我们当时没有难为他,不然就坏了他的一世清名啊!”

  如果说,上面叙述的黄小凤的事是“政策不允许”、胡昭程“应当这样”的话,那么,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胡昭程是如何对待、要求家人的呢?让我们说说张卫权的一件事。

  张卫权是张彩云的亲侄女,在寨前乡中心小学工作。1995年暑假,城关完小面向全县公开招聘6名教师。这可是进城的好机会啊,张卫权决定应聘。

  也许是太想进城了,这次她动了点心计。她找到胡昭程说:“姑父,城关完小搞招聘,您在县城方便些,请代我报一下名好不?”

  张卫权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当教育局长的姑父出面报的名,那“力度”当然大了,“保险系数”也增加了。

  谁知道,她不找胡昭程还不要紧,这一找,反而引起了胡昭程的警觉:“你在乡下才干了几年?就想进城?我看这次招聘你就不要报名了。”

  受了委屈的张卫权,跑到姑姑那里打小报告:“姑父一点面子也不讲,我偏要报名。”

  “你要应聘,你自己报名,凭自己的本事考,千万不要打他的招牌。”张彩云告诫侄女。应聘者每人要上一堂公开课,胡昭程居然出现在听课席上。他那事必躬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放过这样一次直接了解教师教学水平的机会。当他看到张卫权出现在讲台上时,脸上露出一丝不悦。后来他看到张卫权的课上得那么好,又欣慰地笑了。

  当晚,他对张彩云说:“卫权课上得不错,是块当教师的好料子。不过我想还是让她在乡下再干几年,年轻人多吃点苦,多受些锻炼,后劲才足。”

  招聘考试考核结果排队,张卫权进入了前6名。进县城是要经县教育局党组讨论的。胡昭程叮嘱有关同志:“你们报材料时不要拘于等额只报6人,要有后备人选。”

  审批会一开始,胡昭程就从人事股长手中要过名册,提起笔就将张卫权的名字划掉,边划边说:“她的问题不用讨论了,我一开始就不同意她报名。”

  人们大惑不解,有的党组成员还以为张卫权出了什么问题,胡昭程这时不得不说实话:“没什么问题,她是我家老张的侄女。”

  “侄女怎么啦!这是通过公开选拔上来的,谁也没有帮她。我们就是要选拔优秀教师嘛!”胡昭程耐心解释道:“我当然赞成选拔优秀教师,但优秀的标准是多方面的。对于我们贫困县来说,能否安心在艰苦的地方工作,也是衡量一个教师是否优秀的标志之一。在偏远学校工作的时间,也是一种累积贡献。张卫权的课教得好,但在乡下干的时间并不长,让她在原单位继续锻炼,既可腾出机会让那些课又教得好、在乡下工作时间又长些的教师先进城,又有利于张卫权今后的成长。我这也是从根本上关心她。”

  就这样,五年过去了,张卫权仍然在寨前乡中心小学工作。不过她本人也觉得,姑父对她的严格要求也确实有利于她的锻炼和成长,现在她已经成为学区挑大梁的教学骨干,教学比武和论文竞赛多次获奖。“如果进了城,生活舒适了,加上人才济济的环境,我还不一定能取得这些成果。”她这样说。

  讲完这几个故事,我们不禁想起现在流行的“打擦边球”的说法。什么叫“打擦边球”?就是最大限度地把“政策”用够,只要我的想法勉强“擦”了政策的“边”,就算我“赢”,我追求的利益就无可指责。时刻牢记“一人当官,全家从严”的胡昭程,打的则是另一种“擦边球”。他是最大限度地把党和人民的“要求”用够,只要我的想法“擦”了党和人民要求的“边”,就算我“赢”了,就要按我的意见办。这里的区别就在于,胡昭程与别人“站位”不同。别人是站在个人利益的位置上来“打”政策,胡昭程是站在党和人民的角度来“打”自己。

  为数百户教职工住房操碎了心的胡局长,托人贷款才购进一套福利房……

  现在桂东县农业银行的档案里,还存有当年胡昭程贷款的合同。

  提起这份合同,桂东县职教中心副主任彭召英就会勾起一段心酸的回忆。

  那是1998年5、6月间,当时彭召英还在桂东县教育局普教股担任副股长。胡局长有几次碰见她都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有两次还进了她的办公室,但欲言又止,犹豫一两分钟又默默地离去,彭召英好生奇怪。

  有一次他们一道出差,胡局长终于开口了:“小彭,有个事到时候要请你帮忙哟!”“好呀,帮什么忙呢?”彭召英问道。“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胡昭程还是欲言又止。

  “胡局长会要我帮什么忙呢?”彭召英想来想去,“哦,肯定是买房子的事。”彭召英猜对了,胡昭程的确是为筹集建房集资款而发愁。

  说起建房,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胡昭程为了解决全县教职工的住房问题,可算操碎了心。1998年“普九”验收后的第一个双休日,教育局党组书记邓兴南吃过早餐,正在沙发上躺着,“普九”刚刚顺利通过验收,正想安安心心休息一下,真正享受一次双休日的滋味。谁知电话铃声响起,传来胡局长熟悉的声音:“兴南,走,到县城开发区看看去。”怪了,大忙人也有闲心逛街,共事六七年,这可是头一回。路上,胡昭程说:“兴南,听说开发区还有几块地皮,位置挺好的,我们看看是否适合建教师住房。”原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来逛街,实则是为教师建房选址,最终实现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桂东教师俱欢颜”的理想。

  这个理想,现在可以说是基本实现了。仅城关镇就在胡昭程的直接运筹下,建了260套教师住房。整个城关镇才300来名教职工,有些女教师随丈夫单位解决住房,这样从宏观上来说,已是“户户有住房”了。

  胡昭程本人,则是等一批又一批教师、干部搬进新居后,搭乘的最后一班车。教育局机关最后一批福利房共26套,其中有胡昭程一套。按规定,胡昭程应交集资款29092.74元,要求在1998年6月30日以前交清。但是,胡昭程只拿得出3000元。

  彭召英知道这一情况后,很是同情,便作了借给胡昭程几千块钱的准备。她怕胡昭程不好开口,便主动说破:“胡局长,是不是没筹齐集资款?如果有难处,我兄弟姐妹几个想想办法,帮你凑几千块钱是没问题的。”

  “谢谢!谢谢!但你个人就不要借钱给我了,反正几千块钱也不够,你能不能想一想办法,到银行给我贷两万块钱?”胡局长这样请求。

  其实,胡昭程已连续跑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联系贷款,但都没办成。因为贷款要有财产抵押,胡昭程拿什么作抵押呢?

  于是他想到了彭召英,因为他知道彭召英有个弟弟是县农行分管业务的副行长。这也是胡昭程一生少有的为个人之事“找关系”。

  彭召英找到了当副行长的弟弟。弟弟一听便说:“姐姐你搞什么鬼名堂,堂堂教育局长还拿不出两三万块钱购福利房?我还没见过哪个局长贷款购福利房的。”

  彭召英急了:“你听我说,我们胡局长一个月就那么几百块钱工资,上有老、下有小,还经常帮助贫困学生,要求自己又严格,平时连出差补助都不要,他哪来那么多钱?”接着,她一五一十介绍了胡昭程清正廉洁、家庭生活特别清苦的情况。

  “如今这样的人难找啊!”这位副行长大发感慨。“不过贷款还是要财产抵押的,他又没有财产可押,怎么办呢?”“要不,以我的名义贷吧!”彭召英说。

  “不必用你的名义,但你必须作担保人。不过只能贷1万元,这还是我变通处理的。”

  这1万元的贷款合同很快签订了,合同期为一年,贷款利率为6.3525‰,也就是说,胡昭程每月要支付63.5元利息。1万元还是不够啊!胡昭程一家急得团团转。

  就在这时,碰上一件事。一位教师想调动工作,来找胡局长。胡昭程、张彩云都不在家,来人便交给胡婷一个密封着的信封。

  张彩云回来,胡婷立即将信封给妈妈看。张彩云一捏,里面厚厚一叠,估计是几千块钱。她的脸一下就沉下来:“婷儿,谁送的?谁叫你收下的?你懂不懂我们家的规矩?”

  “妈,你听我说嘛!”胡婷委屈地打着哭腔:“我跟这位老师说了,爸爸不会收这个的,但不管我怎么说他都要放在这里,说里面还有报告,硬是丢下东西就跑了!”

  接着,胡婷又谈了一点想法:“我见你和爸爸为集资款急成这样,心里也不好受嘛。这位老师送来的钱,我们能不能写个借条,以后还他嘛!

  上面只规定不准收人家的钱,又没说过不准借人家的钱。”

  “嗯,打个借条,公开说,我们借了某某多少钱。”张彩云也琢磨,有没有光明正大、两全齐美的可能。

  胡昭程知道此事,一股火气直冒:“你们呀,也不想想,假的又如何真得了!别人与你非亲非故,非朋非友,为什么借钱给你?一张借条就能把旁人的疑问打消?住不成房子就算了,不能拿的坚决不拿。”

  很快,这个信封原封不动地退还给那位老师,胡昭程还特意给那位老师带话说:你的调动问题,会按正常渠道进行研究。

  后来,胡昭程又请另一位同志担保,在信用联社贷款5000元,然后妹妹胡瑞梅借给5000元,妻姐张彩玲借给4000元,加上自己积蓄的几千块钱,终于交齐了建福利房的集资款——他是在拖延3个多月后,最后一个交款的。

  从此,他每月要到两家银行付上近百元的利息。贷款到期时,他又得借钱还贷款。人们说,胡昭程逝世,留下的精神遗产无法估量,而物质遗产则是负数——一身债务。

  花自己的钱,他是雷锋;花公家的钱,他是梁生宝……

  2000年7月的一天,胡昭程一行来到郴州找一位领导请示工作。上午11点,他们按照事先约定赶到五连冠宾馆。不料情况有变,那位领导因一件急事下乡去了,要到下午6点才能回来。

  “还有7个小时,我们又没地方去,就在宾馆开间房休息休息。”有人提议。

  “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在这大厅里休息不是蛮好的吗?”胡昭程坚决不准开房。

  中午,他要司机买来几盒方便面,向宾馆服务员要些开水冲泡,算是一顿中餐。大家吃过,又继续休息。

  时间一长,大家都受不住了,这里走走,那里瞧瞧,每分钟都觉得好长好长。胡昭程倒好,坐那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有人以为他睡着了,便嘟哝了一句:“有房间不住,在这大厅里像群叫花子。”

  谁知胡昭程把眼睛一睁:“谁说我们像叫花子?当年梁生宝买稻种,哪有这么好的地方休息?”

  梁生宝是长篇小说《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曾经选入中学教材。合作化运动中的梁生宝为集体出外买稻种,拿着乡亲们一分一毛凑集起来的血汗钱,他一厘一厘算计着花。进馆子只买一碗“光头面”,然后大碗大碗喝那不要钱的面汤。晚上不住旅店,而是找些稻草,用自带的旧棉絮铺开睡觉。梁生宝,曾经是克己奉公的代名词。

  梁生宝是艺术形象,胡昭程则是活生生的实践者。他把当年课本上的梁生宝精神,一直带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2000年6月中旬,桂东组织考察组到东北的大连、吉林、牡丹江等地考察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考察组由县委副书记李伟雄带队,教育局长胡昭程、局党组书记邓兴南都参加了。大家知道,现在趁考察之便顺带逛点山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只怕索性借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但胡昭程压根就不会打这种主意,他把每天的考察项目安排得满满的。出发以后,他似乎又想到什么,便和邓兴南商量:“我看这次行程安排还有潜力可挖。不要在旅馆里住那么多晚,尽量把白天的考察和晚上的赶路套起来,在火车上睡觉。这样既能节省住宿费,又可缩短考察时间。”于是,原定10天的考察压缩为7天,其中有5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考察经费也比预算节约3000多元。

  本来还可节约一晚住宿费的,但到了大连,人们七嘴八舌,一鼓劲地议论这里的风景如何、城市建设如何,有人感叹:我从小就向往大连,现在报刊资料上动不动就提到大连,今天到了大连却擦肩而过,真是遗憾。这时,胡昭程动了“恻隐之心”:“好好好,今晚住在大连。山水是没法看的,看看夜景吧!”这是此行考察惟一的“奢侈”。

  从地图上都看得出,桂东是郴州最远的县,县城离郴州市152公里。胡昭程到郴州办事是家常便饭。要是有些县的局长,那就是先一天赶到郴州住下来,第二天轻轻松松地办事,再休息一晚,第三天从从容容回到县里。而胡昭程往往是清早赶路,白天抓紧在郴州办事,晚上又开车往回赶。随行的同志劝他:“胡局长,何必这么辛苦!”他却回答说:“我们这几人辛苦一点,无非是坐几个小时的车,节约的住宿费可为一个教师发半个月工资,你说这样的辛苦还不值得么!”如果确实需要在郴州住下来,胡昭程又是怎样一个住法呢?

  2000年一个夏日,胡昭程与副局长方兆君等一行5人到了郴州,办完事已是晚上9点多钟,第二天又要赶到长沙,看来必须在郴州住宿一晚。

  “住北苑吧,那里便宜。”胡昭程说。

  “北苑”即北苑宾馆,是部队招待所,房价不高,胡昭程喜欢住这里。

  “五人间还有吗?”一到服务台,胡昭程就问。

  “五人间随要随有。”服务员淡淡地回答——那样的低档房间,还会紧俏么?也难怪,他们要的五人间在一楼,蚊子又多,五人挤在一起又闷热,这样的房子谁住啊!

  此时的胡昭程,已被任命为县政府助理调研员(仍兼教育局长),在县里是“大领导”啦。看到这样的房子,方兆君实在过意不去,便对胡昭程说:“你是副县级干部,给你在楼上另外安排一间吧,我们几个人在这里挤一挤。”“你赶我不走,我们在一起还热闹些。”“这里蚊子多。”“我一百多斤。蚊子再多,一晚上吃不掉我一两肉。”

  按文件规定,胡昭程在郴州的住宿标准是每晚50元,其他4人每人每晚40元,5人合计可报销210元住宿费。这一晚,他们5人挤住一间房,被蚊子叮了一通宵,不过只花了120元住宿费,节约90元——他们的规定,节约并不归己。

  第二天起床,胡昭程没有忘记提醒司机罗德劭:“小罗管伙食!”

  “小罗管伙食”,这是胡昭程出差的惯例。胡昭程规定,出差只吃正常的伙食补助,不准打公家的主意。比如这次一行5人,每人每天伙食补助标准是12元,一共是60元。小罗就按这60元的标准安排大家吃饭,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吃,你要突破60元,归你自己贴,不准开发票回去报销。小罗没办法,很多时候只能安排吃盒饭,或者方便面。

  然而说到这里,你切不要以为胡昭程是一位“小气”的人,他“大方”得令人感动的时候也很多很多。

  2000年3月初,胡昭程肩负县政府布置的为农民送技术下乡的任务,来到大塘乡船塘村,在一家农户附近看到两个十来岁的孩子。

  “早已开学,这两个孩子怎么没去上学呢?”胡昭程感到奇怪。一问,大些的男孩叫王昌伟,13岁,小些的女孩叫王彩萍,11岁。母亲是个残疾人,家里经济情况很糟。兄妹俩已累积欠交学费800多元,家里不让他们读书了。

  胡昭程掏出腰包,拿出300元,交到船塘小学校长张耀恒手里,并叮嘱张耀恒将这两个孩子列入特困生名单上报教育局,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读完初中。

  张耀恒等4人也凑了100元钱,记到王昌伟、王彩萍名下……

  胡昭程这些“个别性”的救助行动,他自己是从不张扬的,有些甚至张彩云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举动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全县每建一所学校,他都要到场捐款,少的100元,多则数百元。“我捐的钱不多,精神鼓励,意思意思!”

  但是全县已建63所学校,每所学校“鼓励”一下,“意思”一下,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胡昭程的“小气”和“大方”是统一的,出发点都是:奉献。

  在教师的感情世界里,他是“努力栽花,决不栽刺”

  《胡昭程》曾叙述过胡局长上山给郭大荣老师拜年的故事,读者无不为之动容。要知道,阴历二十九,第二天就过年呀,谁不风风火火往家里赶?而胡昭程却往全县最偏远、地势最高的山头跋涉过去。其实这山上仅有一位教师,这就是郭大荣。也正因为“仅有”一位,胡昭程才看得这么重,决不能让这位教师有被遗忘的感觉。坐了80公里汽车之后,前面还有25公里山路是不通车的,用胡昭程的话说,只能“一步一个脚印”。一共要翻过三座大山。翻过第一座大山杉树垅时,胡昭程喝了几口山泉水,说这里的水好甜。翻第二座大山荷树坳时,随行的青山乡学区主任钟治民找来一根棍子让胡昭程拄着。翻第三座大山彩洞坳,胡昭程冷汗直冒。郭大荣见到胡昭程,先是两眼瞪得大大的,半晌,突然抓住胡昭程的手:“胡局长,你怎么来啦!”

  他看到的胡局长,竟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因为那天下着鹅毛大雪,胡昭程头发上、胡子上都结满了冰棱。

  那次胡昭程是怀揣一个红包上山的,那是以县教育局的名义“封”给郭老师的100块钱。

  但到山上,胡昭程实际给了240块——他知道郭老师经济困难,便把自己身上仅有的140块钱也作了“表示”。

  为了这次“表示”,胡昭程来回坐了160公里汽车,又步行50公里山路。本来他作了走路的充分准备,特意换了一双解放鞋,但由于路途太远,脚上还是磨起了血泡,下山时,只好把鞋子松开,将解放鞋当拖鞋穿,由钟治民等人搀扶着,一瘸一拐,沿途休息8次才坚持到上车。

  要知道,这不是胡昭程第一次看望郭大荣。他曾经四次上山,并长期资助郭大荣的两个孩子读书。

  第二年,郭大荣老师不幸因脑血栓逝世,胡昭程还继续资助郭大荣的两个孩子并关照钟治民要经常关心他们的成长。今年春节,郭大荣的大儿子、在北京当兵的郭火兵打电话向钟治民拜年,听说胡局长逝世的消息,“哇”的一声就在电话里面哭了起来。

  胡昭程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又是一个讲感情的人。在原则领域,他该栽花时就栽花,该栽刺时就栽刺。但在教师的感情世界里,他是努力栽花、决不栽刺的。于是,再生硬的原则到了他手里,教师们都觉得舒坦好受。

  2000年7月16日,胡昭程陪郴州市教委领导同志下乡看学校,回到县教育局已是晚上7点,得赶快进食堂就餐。

  忽然,一群人从教育局蜂拥而出。胡昭程感到奇怪,询问哪来这么多人。有人告诉他:“沙田学区十几位分流教师来上访,有关同志已接待过了,没事!”

  本来遇到上访之类的事情,“聪明”的领导都是“以躲为上”的,何况前面已有人“挡”过,上访者都在往回走了。但胡昭程放心不下:怎么会有这么多老师来上访呢?他吩咐办公室副主任胡志强:“你请客人们先吃饭,我不陪了。”又指指即将离去的人群:“请他们到会议室来一下。”

  在会议室,胡昭程一看,大部分都认识嘛!一共13位老师,都是在人事改革中落聘的,有意见。“郭老师,您不已经五十好几了吗?”胡昭程向着郭建中老师询问。“是啊,54岁。”

  “不是规定50岁以上的男教师和45岁以上的女教师要适当照顾吗?”“是啊,我,何茂,郭洪,还有郭菊芬,4人都是这个范围,都没照顾,我们就是对这一点有意见!”

  “你们4位老师的事,我会与学区商量,一定妥善处理,请放心。”接着胡昭程问另外9人:“请问你们是什么意见?”

  9个人都提了一通意见,但所有意见都不能说明他们所受待遇明显不公。

  “这就要请大家理解喽!”胡昭程入情入理地将人事改革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作了耐心解释,动员他们到偏远学校去应聘。并说,教育局人事股可帮助推荐。推荐时还可区别情况,能近则近。

  13位教师都心悦诚服地走了。不久,他们全部到岗工作。4位应适当照顾的教师继续在沙田安排;40岁左右、家庭困难较大的4名教师被推荐到相对较近的东洛乡;另外5名教师,则被推荐到最偏远的大水乡、青山乡、四都乡。但是那天晚上,胡昭程直到10点钟才吃晚饭。

  “面对全县两千教师,我掏不出多少钱,但我可以掏出一颗心。”胡昭程这颗心,不是掏一天两天,也不是掏给一人两人。沙田中学一位教师住院,胡昭程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自己动手做护理工作。县林业中学一位姓郭的老师意外身亡,那天正过小年,正在吃饭的胡昭程放下手中的碗筷,急忙赶到医院慰问家属,并不顾忌讳,亲手为郭老师穿上寿衣。县二中有位教师因为没评上职称,曾到教育局当面骂过胡昭程。但后来,胡昭程考虑这位教师年纪大了,又是外地人,主动与有关同志商量,将他从乡下调进城里。1998年,这位已经退休的教师住房漏雨,胡昭程知道后,专门派人帮他检修,后来又安排他住进了家属房。

  桂东县一中收发室的工人钟慧英说,现在她这条命都是胡局长给的,因为没有胡局长的鼓励和帮助,两年前她就不会活下去了。

  1998年11月14日,她丈夫、县一中总务主任黄光南遇车祸身亡,丢下她和年老的父母、年幼的孩子。不久,黄光南的弟弟因事故死在矿井里,弟媳承受不住这一打击,喝农药自杀了。钟慧英感到绝望,也想一死了之。

  其实钟慧英当时是饮食服务公司的一名下岗职工,本身并不是教育战线的人。但胡局长并没讲究“教师”和“教师家属”的概念,他说:“只有关心好教师家属,才对得起死去的教师。”除了派人照护、加强精神安慰以外,胡局长还一个一个解决她的实际问题。知道她建房集资款还未交齐,便带头发动机关和一中教师为她捐款,帮她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接着胡昭程又与一中商量,让她在学校文印室做临时工。长期做临时工还不行,胡昭程又在党组会上提议,将钟慧英作特殊情况处理,调入教育系统。她这是企业单位往事业单位调,又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不经过特批是办不通的。胡昭程亲自出马跑编委、跑人事局、跑劳动局,最后还向县委、县政府写出专门报告才办妥。

  胡昭程逝世后,桂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场面。灵堂周围成了花圈的海洋,每所学校都有老师流着眼泪倾诉着对胡局长的怀念。城关完小的老师们,组织学生用800多盆鲜花在操场上摆成五个大字:怀念胡昭程。

  是啊,逝后有那么多人为他献花,因为他生前把一朵朵鲜花植入人们心里,植入教师们的感情世界里。

  “最后一件纪念品”啊,你该怎样诉说?

  “我好羡慕别人呀!下雨了,别人的爸爸都来接,只有我,孤零零地站在校门口等呀等呀,一直等到雨停了,才一个人独自回家。爸爸,当局长那么忙,那您不当局长好吗?”

  这是胡婷读小学三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这是一颗幼小心灵的呼唤。

  胡昭程,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局长,你知道你留给女儿的回忆是什么?

  胡婷说,现在她一闭眼,爸爸的各种镜头就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出来。这些镜头经过整合,最清晰的、永远不会消失的就只有三个形象。

  第一,她有一个“永远写不完材料的爸爸”。哪怕当年全家挤住一间房,胡昭程也要清出一个角落,放上他的专用桌。一回来就写呀,写呀,别人不准吵闹。“爸爸的材料怎么比我们的作业还多呢?”年幼的胡婷很不理解。现在慢慢懂得:没有那些“材料”,贫困的桂东就建不起那么多高标准的学校,千千万万的胡婷就受不到那么好的教育啊!

  第二,她有一个“永远在想问题的爸爸”。若是不写材料,爸爸就会躺在沙发上一声不吭,眼睛半眯半睁,似睡非睡。“爸爸你累了吗?躺在床上休息嘛!”他眼皮没抬,却把手一挥:“去去去,别打岔!”

  第三,她有一个“吃饭永远不准时的爸爸”。每天张彩云一边炒菜,就会一边吩咐:“婷婷,叫爸爸吃饭。”她家住在办公楼的二楼,爸爸就在三楼办公。胡婷从窗里伸出脖子朝上面喊:“爸爸,吃饭。”没有动静,胡婷又直呼其名:“胡昭程,吃饭。”

  再没有动静,胡婷就会扯着喉咙喊着:“胡—昭—程—爸—爸,吃饭。”

  这时上面就会“呃”一声。不过从“呃”到爸爸下来,往往要半个小时。

  如果叫过“胡昭程爸爸吃饭”还不见“呃”,那胡婷就得跑下楼去,大街小巷去找。虽然桂东县城不大,但要找到一个人也很费事的。好在胡婷聪明,知道爸爸常去哪几个地方。

  而且她找爸爸还有一个线索,就是那部破自行车。如果在院子里喊不应,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出去了。爸爸的旧自行车很好辨认:把手上的两个塑料套颜色不一样,一个是绿的,一个是黑的,很显眼。找到自行车也就找到了爸爸。但是平素沉默寡言的胡昭程,和别人谈起工作来却有说不完的话,不管胡婷怎么催促,他口里答应“快了快了”,不知不觉又是个把小时,张彩云端上桌的菜只好热了又凉,凉了又热……

  与胡昭程共事8年的邓兴南最近讲了一个细节:“1997年冬的一天,临近下班时,老胡得知县委、县政府将于第二天上午召开会议研究教育工作,他立即召集我们连夜赶写汇报材料。早上8点,一夜未合眼的老胡准时来到会场,向参加会议的县党政领导做详细汇报。散会后顾不上休息,又陪同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途经大塘墟时,已是上午11点了。平时不喜欢吃饼干的他,下车买了一包饼干,边吃边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后来我才知道,老胡通宵加班后,顾不上吃早餐就赶去开会,会后又下乡,已经连续工作18个小时,胃病又犯了……”“民以食为天”。教育局长胡昭程,长期就是这样“食”过来的。

  胡昭程逝世后,他的办公桌上还摆着三样东西:指南针、皮卷尺、校舍规划图。同事们都知道,这是他下乡必带的“三件宝”。全县每建一所学校,都必须按照经县里审核通过的规划图施工,决不能走样。胡昭程每到一所学校,都要对照规划图,用指南针和皮卷尺测量,看基建是否完全合乎设计要求。

  曾在大塘中学当过校长的李国平回忆说:1996年4月20日,早上还下着雨。雨刚停,胡昭程就拿着“三件宝”来为大塘中学最后定线。在选定的址上有几棵百年古树,胡昭程深知它的价值,便强调说,这几棵树无论如何不要动。既要保存古树,又要考虑教学楼与综合楼、操场、花园互相配套、协调,最后只得确定把教学楼建在一个鱼塘的位置上。那鱼塘虽未装水了,却有100多米长,10多米宽,地上湿淋淋的。胡昭程跑上跑下,整整忙了一个上午,直到自己完全满意才离去。有人劝他说,大体上符合要求就行了,偏点正点没关系。

  他却正色说道:“那可不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比如教学楼的朝向定得准不准,就关系到教室的采光效果,弄得不好会影响学生的视力呀!”

  县一中的搬迁重建,是桂东教育的重点工程。胡昭程提出“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出现一寸豆腐渣”。他在县一中设置了自己的办公桌。每天蒙蒙亮时,人们便可在工地上发现他那忙碌的身影。下基脚的时候,他发现石头硬度不够,砂浆也不合格,当即责令返工,并带头动手将砌好的石头挖出,又要求施工单位从40公里外的新坊乡运来合格的石头。地面水磨石的颜色也是他自己动手、经过一个来月反复配料调制出来的。

  寨前中学离公路不远,胡昭程除多次到这里现场办公外,每次路过也要下车用一用他的“三件宝”,后来统计,他来这所学校竟达50多次。

  老师们说,我们学校的每一块瓷砖都装在胡局长的心里。

  其实胡昭程还有“三件宝”。如果出县、出市学习考察,这“三件宝”是非带不可的。

  这就是摄像机、照相机、笔记本。外地的好校园、好校舍、好场景、好课,他要用摄像机、照相机拍回来;好经验,他要用本子记回来。闭塞落后的山区,缺的就是这些样板啊!

  仅他拍摄的各地校舍照片,就有2000多幅,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以供本县设计校舍时参考。但是,常常为工作而拍照的他,却没顾上为自己的家庭留下几个镜头。结婚20多年,他们小家庭的“全家福”只有两张:一张是三人在北京天安门(当时还没生胡涛),一张是四人在郴州万华岩。

  “他太忙了。我们这个家,只不过是他吃饭睡觉的地方!”张彩云说。

  有多少个傍晚,她拉着儿子站在窗前,望着远处昭程应当出现的地方,看到的却是别人成双成对,带着小孩悠闲地散步,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有多少次深夜,胡昭程回家便往床上一趟,连洗漱都“省略”了。张彩云想埋怨几句,看他这么疲惫不堪,又不忍心,只好默默地端来热水,帮他洗脸、洗脚,洗着、洗着,他竟睡着了……

  “昭程,我们去散散步吧,别人怀疑我们感情不好,没看见我们在一起。”有一天张彩云忍不住这样说。

  “我们感情好不好自己知道就行了,还要做给别人看?”胡昭程竟不当一回事。

  1997年3月的一天,胡昭程从郴州回来,便直奔一中建校工地。忙到晚上8点半钟,肚子实在饿了,便拿起电话通知张彩云准备晚餐。电话响了好久没人接,这时胡昭程才记起来:彩云住院了。

  他一回县就有人告诉了这件事,他一投入工作,竟忘了。

  “不怕你当局长。如果我是女人,我绝不会嫁给你!”在场的县一中原支部书记周干儒气急败坏地说。

  但是张彩云嫁给了胡昭程,而且在1978年结婚时还许下诺言:“嫁给你,我今生今世无怨无悔!”

  后来她才意识到,为了这一诺言,她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自己几次住院,胡昭程不在身边,她默默地忍受着;山洪爆发,家里进了水,别人有男子汉扛东扛西,而胡昭程却下乡抗灾去了,电话打了多少遍他都不回来,她独自支撑着;但是每当儿子生病,她一个人抱着涛涛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医院时,她是多么渴望胡昭程能在身边,自己需要丈夫且不说,毕竟儿子需要爸爸呀!

  “等我不当教育局长了,一定要多抽点时间来陪陪你们。”胡昭程不止一次这样安慰彩云。

  但是,这一天,他等不到了。

  2000年9月28日,胡昭程在长沙湘雅医院得到一个结论:弥漫型肝癌,晚期。这个结论太残酷了,他才52岁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对这句曾被朗诵千百遍的格言,他还没来得及认真咀嚼它,现在就要告别生命,告别彩云,告别婷婷,告别最让人放不下心的涛涛……

  “彩云,我对不起你!”在生命的尽头,胡昭程能给彩云的,就是这句话。他连兑现“多陪陪你”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生命的尽头,他还想作出的努力,就是不让彩云知道他的真实病情,以减轻她的精神痛苦。在长沙两次住院,他都始终没向彩云透露那个“癌”字。老局长方绪远夫妇上门看望,问起他的病情,他生怕彩云知道,于是偷偷用手指在茶几上写着“Ca”两个字母……

  其实,彩云后来还是知道了真相,她反以为胡昭程不知道,还强装笑颜安慰他:“医生说你问题不大,你不要胡思乱想。”

  “是的是的。”胡昭程点点头,慢慢地合上眼睛,泪水从眼角缓缓渗出……

  “彩云,你总是说我们很难在一起,现在不是天天在一起了吗?”胡昭程似乎找到了安慰彩云的话题。

  张彩云背过脸去,她心如刀绞:与其这样在一起,还不如你去忙你的工作,天大的困难我都宁愿承受!

  在长沙住院期间,胡昭程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要求:他一定要张彩云陪他逛一次商店。“你跟我几十年了,没穿过一件像样点的衣服。过去,我听你的;今天,你听我的。不管有多贵,我都要给你买套衣服。”他对彩云说。

  “我很少出差,穿得朴素些没关系,要买,就给你买一套。”张彩云执意不肯。

  “我有换洗衣服,就不买了。倒是你跟我几十年了,我还从来没有亲自陪你去买过衣服,这次你就依了我吧。”胡昭程一再坚持。

  这天,胡昭程拖着病体,陪着彩云走了好几家商店,最后按照彩云的意思,给她买了一双皮鞋。

  “那双皮鞋好漂亮,衣服我不想要,好想一双皮鞋!”张彩云装出很渴望的样子。其实,她盯住了那双皮鞋的价格:170元,比衣服便宜。

  彩云当时还不完全知道胡昭程的真实病情,也没想到,这双皮鞋竟成了她和昭程几十年夫妻的最后一件纪念品。

  这“最后一件纪念品”啊,你目睹了胡昭程的生死诀别,你浓缩着胡昭程的感情波涛,你该怎样向人们诉说?

  他走了,“昭程精神”却在桂东传播……

  胡昭程走了,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他用毕生的精力,向贫穷落后的山区奉献了一份高质量的教育。

  那一座座花园式的学校,在人们心里树立了一座座丰碑。

  但是,他留给桂东一份“无形资产”,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想到。

  这份“无形资产”,就是正在很多干部身上潜移默化的“昭程风格”。现在桂东,到处都有“胡昭程的影子”。

  现任教育局长,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邓兴南,8年来作为胡昭程的得力助手,他敬佩昭程,学习昭程,自己也渐渐成为“昭程风格”的“翻版”。

  2000年9月,全县进行中小学收费大检查,分成若干组,18个乡都要到。局里只有两台车,配给最远的两个组。

  邓兴南要去贝溪、沙田、新坊三个乡,没安排车。同行的郭开明说:“邓局长,租个面的不?一天150块钱,有车方便些。”

  “租什么车!挤班车也可以去。”邓兴南邀着郭开明和黄振华,抓两个馒头就往班车上挤,边走边吃,每人只花5块钱的车票就到了贝溪。

  在贝溪,他们步行20多公里,走了三个村,深入20多个农户,一家一家了解学校收费情况。中午,三人在豪里村一个小店子吃盒饭,邓兴南抢着付了钱。晚上,他们到乡政府食堂吃过饭,就与学区的同志商量工作。要睡觉了,学区主任郭利春要送他们去招待所。

  “去招待所?何必花那个钱!跟老师们挤着睡一晚就行了。”邓兴南说。

  其实,招待所的住宿费,每人每晚也就十来块钱。但邓兴南还是舍不得。学区只好“紧急调度”,指挥老师们腾铺。

  第二天,他们又步行到沙田,走了三个村,一路也是啃馒头,吃盒饭,然后每人花5块钱买车票回县城。第三天,邓兴南与胡志雄到新坊,也是一样的“作派”。

  就这样,邓兴南他们三天走了三个乡,步行70多公里,挤了四次班车,没吃一次招待餐,没住一次旅馆,仅花54元车费,节约400多块钱——假如租面的、住旅馆的话。

  2001年元旦,机关院内要明确一位领导值班。办事人员征得同意,确定为邓兴南。这个值班,并不是要坐在那里,而是明确一份责任,有事好找。

  恰好那天,县人大通知邓兴南去开会。邓兴南便向传达室作了交待,开会去了。

  节后发假日加班补助,有关人员理所当然列上邓兴南的名字,40块钱。邓兴南一笔划掉:“我没值班,开会去了。”

  “领导本来就是挂点上班,你开会又没耽误值班。”局办公室胡志强觉得邓兴南太挑剔自己了。

  “做了就做了,‘挂’上去的不能算,我们不能坏了胡局长的规矩。”

  其实,胡昭程从来没有明确规定“挂”的事不算事,只不过长期以来他是这么要求自己。当年负责一中搬迁重建时,有关人员按规定每人每天可发5块钱的加班费;检查浇铸混凝土和水磨石质量,有关人员需要发长筒水鞋。两个事情写成两个报告交胡昭程审批。这两个事胡昭程都有份,因此两个报告都有胡昭程的名。胡昭程看了,将自己的名字划掉,然后才写上“同意”二字。现在,他的行动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规矩。

  大家还记得钟治民这个名字吧,就是前面提到的、多次步行陪胡昭程看望郭大荣老师的青山乡学区主任。有一次他接待一位来领工资的退休教师,恰好财务人员不在,老远赶来,跑空路可不行啊,他便把自己的钱先垫上让那位老师拿走。光解决这一位、一次,也不是个办法呀,从此他通知所有退休教师:都不必到学区来领工资了,每月我和财务人员一起,上门来为大家服务,反正我要经常到处跑的。后来他调到寨前乡还坚持了这个做法,直到最近教师工资由银行“打卡”,他才“插不上手”了。老师们牵记钟治民难跑路,钟治民还安慰他们:“这算什么,胡局长从县里下来看望老师,走的路还远些。”1999年4月底,青山学区领到4000元奖金。这是县教育局发的“两基”验收目标奖。明文规定,其中的20%奖励学区主任,其余由学区主任视具体情况发给有关人员。4000元的20%,钟治民应得800元。但他一分不要。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他感到一点不拿实在不好交待,便拿了200元,其余600元平均发给6所学校,每校100元。

  有人称赞他“风格高”,他说:“这有什么好说的?你去查查县里,胡局长、邓局长也是该得的不得,我只不过是‘姐姐做鞋,妹妹看样’。”

  县教育局副局长方兆君,也是个身必躬亲的实干家。初中毕业会考,他要自己动手绘好整套编制图,每个考点、每个考室、每个座位都要“过”他的“笔”。他说:“我就是跟胡局长学的。胡局长凡事都是自己动手,越想越细,从来不‘划大字’。1998年我跟胡局长上北京汇报,局办公室已经准备了材料,但胡局长并不满足,在火车上和我讨论了几个小时,商量材料如何修改。下火车后,他要我休息,自己却修改材料去了。这不?有关部门听到的汇报中,胡局长的讲话和材料反响最好,我县教育工作也由此受益很大。”

  现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曾任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的黄曙光,1996年在三洞乡担任学区主任。一听到洪灾的消息,他就打着小跑赶到十几公里外的竹坑小学,组织抢险,保护学校。他说:“我们不到三十岁的人,吃点苦没关系。你看胡局长,四五十岁了,哪次不是最先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桂东县教育局,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院落,地方窄小,条件简陋。但又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院落,有人粗略统计,近10年从县教育系统输送出去、现在担任县处级干部的有6人,科局级干部56人,其中15名是单位的一把手。“教育局是桂东的黄埔军校。”人们说。“桂东的黄埔军校”,胡昭程承担着怎样的重任?

  一生办校的胡昭程,可能还没想过办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但他的灿烂人生,就是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的教学内容,就是江泽民总书记概括的“三个代表”。在这所学校里,胡昭程“教授”的不是理论课,而是实践课。他所作出的努力,理论上并不高深,难就难在把党和人民的要求贯串于全部生命,让分分秒秒的实践都闪烁出“三个代表”的光辉。

  “胡昭程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典范。”这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的评价。

  听,涌向胡昭程的感情潮水,澎湃奔腾,那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对“三个代表”的历史回应!
返回上页